古代书院蕴含的德育关切

作者：刘晓川

书院产生于唐代，源出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宋朝初期书院逐步发展成型，并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一种教学、研究相互促进的教育组织形式。中国古代书院在载道问学的同时，尤为注重德性，蕴含了明伦修德的德育关切。

建构重“蕴德”

作为教书化人之地，中国古代书院对自身建筑构造的要求是很高的，从选址、内部构造，到建筑装饰、景观布置，都蕴含了丰富的德育内涵。

书院的选址十分讲究，除了注重自然的山水特征外，还特别强调历史文化古迹、名士遗踪等人文环境，以便“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文人的琅琅读书声、优美琴声与大自然的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美好图景。这其中所蕴含的是开展学术研究所必需的独特精神和超越情怀。

通常来说，中国古代书院建设在体现装修质朴内涵的同时，既避免了世俗之气，也规避奢华之风。每一组院落、每一间房舍、每一方石碑，甚至每一片砖瓦，往往都蕴含着隽永的德育内涵。正所谓“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书院中最常见的“崇德堂”“义路”等称谓，就是一种最直观的表达。

中国古代书院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偏爱用梅兰竹菊、松柏莲荷等富有寓意的植物点缀庭院，这些植物是君子气节的代表，能够感染教化生徒的思想认识，发挥德育功能。

课业重“修德”

书院学习的内容除“四书”“五经”之外，大多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熹的《朱子语录》、王阳明的《传习录》等书。以儒家典籍作为书院主要教材，是对生徒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儒家学说特别注重人的素质和道德修养。“四书”“五经”中蕴含着丰富的诚信修养思想。例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以儒家典籍作为书院的主要教材，使生徒在熟读儒家著作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诚信教育，进而养成诚实守信的君子人格。

中国古代书院的“自修学程”尤其鲜明地体现了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如清初名儒李颙在陕西关中书院讲学时，就提出了这样的自修要求：首先是黎明即起，肃然端坐一会儿，以平定夜晚时的心气。摒除杂念，反观内心，让身心处于一片静谧清朗之中，在意念未萌动之时修养身心。其次是中午，饭后读《大学衍义补》，仔细研读琢磨，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进而培养道德。最后是晚上，静静地坐着，默默反思今天思想上端正和歪斜的地方，反思今天在言谈举止上的得失。

严规重“树德”

书院的院规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成人”，培养生徒在人格、德性、操守、修养上，处处表现出卓越性，即寻求人的内在素质的提高。朱熹所著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此最具代表性，并因此成为后来很多书院院规的母本。朱熹在院规中写到，要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请教、勤勉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忠实地行事。朱子所拟定的“揭示”，通篇关心的都是伦理的建设和德性的培养，是寄意于学院的学者以尽伦完德为根本追求。

宋代名儒吕祖谦在为丽泽书院制定的院规中规定：那些对父母不孝顺、对兄弟不友好、对宗族不和睦、对朋友不真诚、言行不一致的人，都不得进书院。

姚勉讲学于西涧书院，在其所订立的院规中，则尤重“六德”。他在院规中写到，周代所举荐使用的贤能之士，必定是有高尚品德、高洁言行的人。所谓的德，是指六德，就是有智慧、有仁爱之心、人格超拔、讲信义、遵守中庸之道、与人和洽；有了这六种德行，就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睦爱族人，联姻于亲戚，被朋友所信任。

以身作则重“显德”

书院特别注重发挥教师的道德表率作用。书院在选聘教师时，把品德高尚作为首要的标准，其目的就是为生徒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提供榜样。因此，古代书院教师对生徒的道德表率作用体现在注重修身、敬业爱生等各个方面。

教师的以身作则，即意味着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自身的德性培育。例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时给弟子们的印象就是非常讲究威仪容止，举凡衣食居行都是行止有度；走路稳健，坐姿端而直。闲暇时，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穿好礼服，然后祭拜祖先和先圣先贤，礼毕就端坐于书房。宋大儒杨简，其言行举止也深得弟子称道：没有一点瑕疵，虽在偏僻无人之处，也如同面对广大宾客一样，虽然已经耄耋之年，做事仍然谦虚敬谨，从不懈怠。

书院的大师们不但德行学问堪称表率，而且特别关心学生的进德修业。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龙门书院主讲期间，常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他每隔五天就要询问每位生徒的读书情况，询问他们做了什么事，并帮助他们答疑解惑。

对于书院生徒来说，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教师是道德伦理的真实实践者，在心理上容易信服并且模仿，进而达到学生尊师重道的德育效果。据记载，钱大昕在金陵钟山书院、太仓娄东书院等都曾任教，门生有2000多人，其中功成名就者不可胜数，他们对钱大昕都钦其学行，并且都以师道尊重他。

礼祀先贤重“敬德”

对于中国传统书院而言，礼祀是与藏书、教学并列的三大功能之一。书院礼祀的首要功能是礼敬先贤和崇德报功。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就将历代名人的书帖以及包拯的诗文，加上按语刻于院内，以供学生观摩学习。岳麓书院则画有十哲及72贤之像。虽然各地书院所祭先贤各有不同、形式各异，但书院这种做法，既突出了尊德尚道，又体现出了对人格典范的重视。

除此之外，书院礼祀不仅是朔望参拜，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包含着尊师、重道、崇贤、敬学、尚诚等丰富的教化内涵。

中国古代书院运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书院学子，其在教学理念和学术思想等方面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刘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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