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色，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密码

进入元明清，“青衣”开始成为戏曲中正旦角色的代称，并且逐渐地成为了专有名词。图为京剧演员张火丁饰演的青衣角色

青色，是大自然的颜色。无论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还是“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抑或是“渭城朝雨悒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都为我们描绘了一抹令人悦目舒心的色彩。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青色是“万物生之色”。在多达数百种传统中国色中，青色对于国人有着特别的意味。追溯中国人对“青绿”色彩情有独钟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青色文化寓意变迁的轨迹，这条轨迹告诉我们，青色，或许正是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密码。

青色，是中国文化的色彩符号

中国的民间审美趣味通常围绕“福禄寿喜”这一核心。民俗文化很重视红色、金色、翠绿等鲜艳的颜色，特别喜欢五彩斑斓，追求吉祥、喜庆、平安。比如杨柳青年画，就体现了这种民间审美趣味。这种审美包含了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愿望。但青色很不一样。它在色谱中覆盖范围很广，主体部分是属于冷色的物理属性，给人以安静淡泊的心理感受，更多被视为精神层面的反映，可以说，青色蕴含着中国文人的思想情志。

中国的青色吸纳了各种环境要素，并不断产生寓意变迁，是可以引发人们联想到中华文明特色的特殊颜色：她反映兼容并包的民族特性，折射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哲学，展现着含蓄、坚韧而不张扬的国民性格。她可以展现从朴素到华丽的宽广审美尺度，也可以引发从轻灵到沉稳的视觉感受，因为她不是一种单一的色彩，而是一种杂糅的颜色，有时融合了明丽的黄，有时融合了热烈的红，有时偏绿，有时偏蓝，有时偏紫，有时还会呈现出暗黑的苍青色。

中国的青色应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人对国家治理、生产生活、宗教主张、艺术创作、精神追求的方方面面都有青色的影子。当我们研究青色，不只要研究青色的色谱构成、绘画颜料的来源，更需要结合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与艺术来综合探索。越加探索，就越能发现青色文化寓意的博大精深。因此或可以大胆地揣测，青色是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颜色密码。

科学意义上的颜色和文化意义上的颜色有相同之处，亦有显著差别。文化意义上的颜色更为复杂，指向更为模糊。当色彩被印上了社会文化形态的痕迹，被赋予了人类特有的思想情感，就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在人类对物象形成直观的色觉之后，对这种色彩会产生一种心理层面的意义，这种意义是非常个性化的，与观者本人的经历、环境、文化密切相关。

青色正是在悠久的历史变迁中，逐渐成为一种符号的，这个符号的指义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时间的推进，从一种共识走向另一种共识。青色从最初的象征天空、东方、草木、春日这样有着勃勃生机的阳刚之色，到帝后春祭礼服之色、婚服之色，再到后来成为庶民之色、僧道之色；在戏剧中成为具有传统美德但是命运坎坷的传统妇女的衣着用色；在道家的心目中成为朴拙的象征，青色文化寓意的转变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变迁历史的一部分。

故宫博物院藏北宋青绿山水画名作《江山秋色图卷》局部

中国的哲学思想赋予了青色以更多含义——青色可以反映士族阶层对高尚情怀的向往、体现儒家的礼治秩序和君子的正心修身，反映佛家的明心见性，道家的抱朴守拙，体现玄学家眼中的洒脱自然、空灵清透。它是超越了俗世追求的。反过来，青色对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影响也是浸入式的，它体现的是中国人对精神世界更深层次的思考。

青色纳入官服的过程受儒家思想影响

孔子曰：“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是原始儒家对色彩作出的最为激烈的好恶评判，而这些判断都是在礼的框架下进行的。体现礼制色彩观的一个鲜明例子就是服装的色彩体现出来的等级分化。其中，青色纳入官服的过程就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过程。对官服的色彩样式的规定，就是儒家礼制思想的具体体现。

受礼制色彩观的影响，儒家首先在统治阶级内部确定等级，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官服上做文章，使色彩成为区分等级的关键要素之一。

北周时期出现“品色衣”，到了隋朝，官服的颜色从五色当中选取了红色和青色两种正色，而不再使用黑、白、黄三种颜色，因为黑、白两色已经成为祭服的颜色。在隋朝以后，官服的颜色排序基本为紫、绯、青、绿，青色和绿色成了较低职位的官员的官服颜色。

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官服颜色等级被确定下来，虽然颜色一直有所变化，但是青色被固定为官服序列里的一种颜色的做法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朝时期，青色力排其他诸色，正式成为所有官服的颜色，官阶大小及文武官职则以补片图案来区分。

魏晋玄学引导了青瓷艺术的审美意趣

南宋龙泉窑青瓷莲花纹鸟盏

道家借着大汉帝国的崩溃和士族对儒家思想信仰的危机乘势而起，最终促成了魏晋玄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玄学占据了士族的思想阵地。玄学思想，在中国人的艺术审美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制造和使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青瓷艺术高峰，对青瓷形成了“青、秀、神、俊”的审美倾向。魏晋玄学美学思想对青瓷的造型具有重要的影响。

天青色瓷器的发源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商朝。商周时期匠人建窑技术高超，窑内的温度能到1200度，又懂得在原料中加入草木灰助熔，这就使陶器的外面已然有了一层青色釉面，成为了原始的青瓷。

原始的青瓷烧制水平不高，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的釉面原料构成比例、烧制方法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青瓷变得釉面薄而透明，胎质较细腻、温润如玉，器型也发生了变化。魏晋玄学的美学思想不同于“铺张扬厉”的秦汉美学的气质，而是追求自然秀美、清逸脱俗，注重欣赏和追求内在神韵。

在自身的气度上，士大夫们追求高雅的风骨，追求自由潇洒、飘逸清奇的气质，希望能够以此来传达自己不落俗套的高雅情致，这种审美情趣的表达也影响了作为日常用具的“青瓷”。

在魏晋士大夫的审美追求里，“青、秀、神、俊”四点是对青瓷的极致追求。青瓷这种清淡高雅的釉色恰好符合了士大夫们“以自然秀美为高，以雕琢华丽为下”的审美标准。

使用越窑青瓷喝酒的魏晋风尚也流传下来。而这种魏晋风流也可以从唐代文人的诗歌作品中得以验证，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由此可见，在唐朝，文人们仍然以用越窑瓷器喝酒为风尚。

佛道思想为青色服装和器物注入新的含义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粉青釉刻花夔凤纹瓶

明代以后，道士常服的色彩统一变为青色。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参与制定明代的服饰制度，上到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僧道、乐妓，所有的服饰皆由太祖钦定，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力图推翻元朝着装的胡俗，以恢复中国之旧貌。在《大明会典》卷十一和《明史·舆服志三》里，就记载了关于道士服装的规定：“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就是规定道士的常服需要为青色，所以后来常有“青衣道士”的说法。

本土化的佛学思想受中国道家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为青色器物赋予另一番含义。在青瓷的装饰上，从魏晋南北朝后期开始就出现了佛像、飞天、莲花等图案，尤其是莲花纹大量流行，体现了佛教符号的广泛使用。例如南京梁代大墓出土的“莲花尊”瓷器造型庄重，从上到下共有七层仰覆的莲花瓣，宛如一朵盛开的青莲，体现了佛学思想对青瓷艺术的重要影响。由器物可见，青色在受到儒释道及魏晋玄学思想的长期浸润后，开始代表了形而上的追求。比如体现儒家的礼治，体现君子的修养，反映佛家的性空、道家的自然、玄学家的洒脱等。

佛道思想在对青字的汉语词汇的贡献上也很大，留下了大量的诸如青牛、青鸾、青城、青灯、青眼、青莲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