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国学与德育

2016年3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50余位老师在郑瑞芳校长的带领下前来敬德书院研修。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宋洪兵为老师们做了题为：漫谈国学与德育“的专题讲座。宋洪兵教授围绕“国学与德育”这一主题从“国学”及其范畴、当代中国的德育问题、我们面临的德育困境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讲解，系统的为老师们梳理了国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对当前德育工作面临的诸多困境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启发和拓展了老师们的观念与思路。
一、      国学及国学的范畴何为“国学”？宋洪兵教授认为：“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周礼?春官?乐师》中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到了清朝后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兴盛，研究西学的人渐渐增多，西学成了一种新兴的学问，于是有人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1902年，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国学”代“国粹”。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宗旨为“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至此，“国学”一词的意义由“国家设立的学校”转变至“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国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在近代“西学”涌入之后，所谓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指中国的传统学术。
国学的基本范畴。宋洪兵教授认为国学的基本范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的角度章太炎先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即经史子集。而从广义的角度看，季羡林先生认为当代国学应该摒弃通常意义上的狭义的“国学”，即章太炎先生所说的经史子集再加小学功底的传统文化研究，主张应该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各地的区域文化研究纳入到国学研究范围中，儒道互补、阳儒阴法、儒释道三教合流等，强调像包括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敦煌学甚至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都应该包括在国学范围内。宋洪兵老师在谈到季羡林先生对国学范畴的论述时，提示在坐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观点是广义的国学范畴，是“大国学“的思想。

一、      当代中国的德育问题宋洪兵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缺乏对国学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导致了一系列教育弊病的产生，特别是表现在德育方面的道德动力不足，喊口号式的德育层出不穷，造成相当数量的孩子有知识而无素质，精通ABC,XYZ，不知子曰诗云，不知如何做人。这种现象归根结底在于道德教育的思路存在误区。讲到此处，宋洪兵教授感慨良多，他告诉老师们：1905年严复赴伦敦与孙中山先生的一番谈话至今依然启人深思：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孙中山对严复决定发出的“河清难俟”的感慨，颇耐人寻味。姑且不论孙中山其后选择的“革命”道路做法是否比严复更为务实，单就其对严复思路的不认可而言，已然隐约透露出孙中山对中国古代依靠教育以成就个人品德进而改造社会这一套思路的否定。对此，宋教授感慨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尤其德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每一名教育工作者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肩负责任、起而行之。

一、      我们面临的德育困境宋洪兵教授在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德育问题后，认为我们面临着众多的德育困境，但最重要的恐怕是以下三个困境的突破。即困境一：“能不能”与“愿不愿”；困境二：怎样从“说”向“做”转变？；困境三：“小圈子”与“大环境”。针对 “能不能”与“愿不愿”这一困境，宋教授引用《论语·述而》中孔子的观点：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宋教授指出：从这句话可以体会到孔子特别强调只要有道德意愿，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仁人”并不难。道德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意愿的问题。绝大多人都具备道德提升的能力，关键在于道德意愿如何培养？孔子希望借助亲情的真诚性利他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在阐述了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宋教授还论述了孟子、荀子的两段重要观点，给予老师们进一步的启发。对于解决从“说”向“做”转变。宋教授引述了大量中国古典文献的相关论述以及西方的代表性观念，认为解决这一道德修养问题我们最终应该回归“为己之学”。古之学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论语·宪问》）故之学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荀子·劝学》）。然而，宋教授也认为，即便在“为己之学”的视野下，如何解决“愿不愿”与“为不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如何回归“为己之学”？综合孔子、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的观点，归根结底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培养人的道德意愿；一是培养人的道德行为。怎样做呢？宋教授的观点是：贵俗以化性，习惯成自然。行为习俗，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人性。“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儒效》），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种良好的风俗习惯与社会习俗之中，就会不知不觉呈现道德行为，从而达到“化性”之目的。
对于良好风俗的形成，宋教授的观点是：一是要依赖道德高尚的人来美俗：“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效》）。二是要依赖乐教熏陶，移风易俗：“樂者，聖王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 。三是要由上而下地进行移风易俗。《君子》：“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大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困境三：“小圈子”与“大环境”。宋教授认为道德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意愿及修养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大环境；然而，强调大环境，并不能将所有道德问题都委责于大环境，进而放弃个人修养的努力。在“小圈子”里，我们依然应该怀着西西弗斯般的理想去践行道德，有坚持道德理想的人出现，总比没有道德理想强很多。小圈子里如何培养道德？——怜悯心、亲情、身教（成为孩子及他人心目中想成为的人，即榜样），这些都是我们能做到的。单位领导还可以在自己管辖的小范围内营造一种“道德绿洲”。但是，宋教授也提示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道德之实现，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宋教授以清晰的思路、丰实的内容、透彻的说理赢得了人大附小干部教师的阵阵掌声。在下午的研修中，附小老师们在书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或聆听琴曲，或诵读经典，或演习茶艺、或修习书法，在书院的美丽春景中，尽情舒展性情，享受研修带来的快乐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