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丨于述胜：“尊严师道、敦品砺行”——宋代书院中的师道精神

尊严师道，本来就是原始儒学的重要理念。汉人尊经，因而尊师。魏晋之后，师道衰落，随着经师地位的下降，儒学的价值信仰体系遭到挑战。于是，韩愈的《师说》应运而生。柳宗元曾这样评价《师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辱，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开篇即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即以“仁义”为实质的儒学核心价值；“业”，即承载儒学价值精神的经典要籍；而“惑”则同时关联着经籍知识与人生道理。

韩愈的尊师重道已蕴含着捍卫儒学“道统”的文化意识。时人目之为“狂人”，表明其思想与行动尚未蔚然成风。韩愈的未竟之业是由宋儒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在宋代，“道”“道学”“学道”“道统”“道体”等时代话语日渐流行。宋儒崇道宗经，回归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通过重新诠释儒学经典，在贯通天人中，创造性地发现和提炼儒学的根本价值，此即所谓“道”和“体”。他们立此“道”、扬此“体”，具有双重实践关怀。

一方面，他们要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发展重新定向，使之从汉唐以来日益沦为功名利禄之学中超拔出来，回归到追求仁道精神、实现人性尊严的内在价值上来。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程颐的“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等名言，皆昭示了这一精神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他们要以此“道”引导政治改良、转化社会风气，营造一个合乎仁道精神、体现人性尊严的社会秩序。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都是这样一种宋学精神。这是崛起于宋代、以寒门庶士出身者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新的角色意识和文化自觉。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唐代宰相念念不忘自己出生的政治世家，而范仲淹的理念中没有这些。他认为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连在一起而存在，所以不是从门第出发，而是从作为个人的人格出发，与天下整体相处。这是宋代士人和唐代人在理念上的不同。后来，宋代士人还提出了‘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他们是以一人所为联系天下国家，及子孙万世的大气概立世的。”内以圣贤自期、敦品砺行，外而得君行道以化万民、开太平，遂成为宋代有志士人的学术与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