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丨见话先朝如梦中——中唐的诗人与诗歌
唐肃宗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原本被判流放夜郎的李白，在途中得到赦免。他高唱着那首流芳千古的“朝辞白帝彩云间”，从白帝城顺流而下。在经过馀干这个地方时，已经是耳顺之年的李白，遇到了一位叫刘长卿的年轻诗人。此时的刘长卿，正在贬谪途中，他悲伤落寞的心境和李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临别时，刘长卿赋诗相赠： 将赴南巴至馀干别李十二 江上花催问礼人，鄱阳莺报越乡春。 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 “问礼人”原本是指老子，因为李白和老子同姓（一说老子姓李名耳），所以这里借指李白。迎接李白的是江花与春莺，而与李白的“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长卿的“悲”。因为前方等待他的是漫长的贬谪之路，而陪伴他的只有万里的青山。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刘长卿个人的遭遇，还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悲哀。如果说此时的李白代表了盛唐之音最后的光芒，那么刘长卿则代表了中唐诗人落寞的身影。这一别，不仅是与一位伟大的诗人告别，也是与那个辉煌的盛唐诗坛告别。 刘长卿画像 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当人们还沉浸在盛世的喜悦中时，刘长卿就已经考中了进士，并且被称为“朋头”，也就是学子中间的领袖人物。然而，一时的风光并没有给刘长卿带来一帆风顺的人生，他中进士后没几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这场战争不仅拖垮了强盛的大唐，也改变了无数诗人的命运，更使得诗坛上的风气发生了转向。以生于盛唐的韦应物为例，早年间，他还怀揣着“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的豪情壮志，但经过安史之乱后，他只能感叹：“乡村少年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 韦应物画像 在安史之乱后，盛唐时代那种高昂明朗的诗风逐渐凋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淡远的诗风，文学史上称之为“大历诗风”。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了刘长卿外，还有被誉为“大历十才子”之首的钱起，二人合称“钱刘”。不同于刘长卿善用象征的创作风格，钱起更习惯于使用白描的手法。例如《县中池竹言怀》一诗： 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 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 自爱赏心处，丛篁流水滨。 荷香度高枕，山色满南邻。 道在即为乐，机忘宁厌贫。 却愁丹凤诏，来访漆园人。 在这首诗中，盛唐诗人那种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已经难觅踪影，留下的只有悠然自得的心境，还有一丝隐隐的寂寥。 [唐]《宫乐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大历诗人中，李益是比较独特的一位。李益擅长写边塞诗，他的诗苍凉悲壮，颇有几分盛唐的残影。然而与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人相比，李益的诗少了一份昂扬的斗志，多了一份感伤和悲凉。例如他的名作《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在李益的诗中，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时代已经远去，大漠奇景、战场厮杀也不再是诗中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征戍之苦与思乡之情。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也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尤其是唐宪宗继位之后，他励精图治，平定藩镇，让唐朝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中兴气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讽喻政治、表现生民疾苦的诗歌潮流应运而生。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白居易。他在寄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白居易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观刈麦》《卖炭翁》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画像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韩愈，以及围绕在韩愈周围的一批作家，也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时代的脉搏。在创作主张上，韩愈提倡“不平则鸣”，主张用诗歌抒发胸中的块垒。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迎佛骨入宫，韩愈上书直谏，结果被贬潮州。在被贬途中，韩愈用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抒发了自己心中的愤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大历诗人如刘长卿，也有很多写贬谪的作品，但是大都含蓄内敛，常常用各种意象将内心的情感小心地包裹起来。而韩愈此篇则完全是直抒胸臆，将自己的遭遇和心境毫不避讳地表露出来。正如俞陛云先生所说：“昌黎文章气节，震铄有唐。即以此诗论，义烈之气，掷地有声，唐贤集中所绝无仅有。”（《诗境浅说》） 韩愈画像 除了“不平则鸣”的主张外，韩愈等人还特别崇尚雄奇险怪的诗歌风貌。韩愈在形容自己的创作过程时就说：“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又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而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也是最具特色的诗人，当属鬼才李贺。在李贺的笔下，鬼与仙、梦与真、生与死，用一种唯美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同时也是李贺内心情感的投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评价李贺的诗：“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堕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政治上的中兴虽然给唐代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这种新气象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代英主唐宪宗，到了晚年也开始沉溺于求仙问道，疏远甚至打压直言敢谏的士大夫。在遭遇了政治上的挫败后，许多诗人的雄心壮志也消磨殆尽。 例如白居易，他晚年虽然官运亨通，但是手中既无实权，心态上也无复当年之勇。因此，白居易晚年的诗歌也不像早年那样“惟歌生民病”，而是以书写闲适的生活为主。他在《序洛诗》中这样概括自己晚年的创作：“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白居易的名篇《问刘十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首小诗，可以看作白居易晚年生活的集中体现。没有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没有对生民疾苦的关注，有的只是闲适的生活状态和悠然自得的心境。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盛唐似乎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的努力无法阻止唐朝的衰落，但是在诗歌方面，他们确实用自己方式开辟了一片新的园地。而在漫长的后世，还有许许多多的诗人，在这片园地上继续耕耘。
（本文转自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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