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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旅游的类型很丰富，如民间的游春踏青，文人的游学、雅游，官员的宦游，僧道的云游，君王的巡游，商人的游贾，侠士的游侠，闲人的游荡等。

相对而言，中国文化重乡土情怀，安土重迁，不愿轻易离乡远游。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文化有其地理基础，地理类型有三种— 高地、平原和海洋，相应的，形成了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其生存特点是高度依赖于农业和土地，土地难以搬迁，所以人们就依托于土地世世代代安居下来。旅行对于古人来说，是十分不情愿的事，常被看作悲苦之事。古人一旦离乡，便开始表达思乡之情，所以中国文学中，思乡是重要主题之一。“世难那堪恨旅游，龙钟更是对穷秋。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唐贾岛《上谷旅夜》）旅途之中总是充满了愁绪。

古代旅游的内涵与现代有较大的差别，古代的旅游多出于实用性目的，而现代的旅游则强调纯粹的休闲娱乐功能。明清时期追求逸乐的旅游颇为流行，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之中，单纯的游乐是要受到批评的。旅游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性和规范性，古代有一些与旅游相关的词汇，如游荡、逸游、淫游、游冶、浪游、游燕、盘游等，都是包含着贬义意味的。（谢贵安、谢盛《中国旅游史》）

皇帝的巡游是野史、笔记之中常加以渲染的题材，这种极尽奢华的出游劳民伤财，常会受到大臣和百姓的批评。清代大臣吴熊光最有名的事迹就是批评嘉庆皇帝的出巡。乾隆帝六次出巡，风光无限，嘉庆帝想继承这一传统，有次东巡返回，吴熊光等人迎驾。嘉庆帝说：“道路风景甚佳！”吴熊光越次进言说：“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大概就是说，东巡自有追思先祖、昭告后人的意思，风景不是你此行的重点。皇帝又说，去过你老家苏州，“其风景诚无匹”，实在上佳。吴熊光却说：“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坟堆”“粪船”这些话实在是大煞风景，皇帝似乎有点不悦：如你所言，那么皇考乾隆为何要六下江南呢？吴熊光回答说：“皇上至孝，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清史稿·吴熊光传》）此话是否为乾隆帝所言，暂且不论，但吴熊光借此说出了大众对于皇帝们这种劳民伤财的旅游的批评态度。

中国文人虽有“父母在，不远游”的一面，但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另一面。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这种文教与践行相结合的观念，也深深嵌在士大夫的生活哲学之中。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履祥谈到文人旅游时，认为有“三乐”：“一者尽交其地所产贤人，一者多购其地所传典书，一者登览其地山川奇丽，与夫古人往迹。”（《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寄倪寄生闽中》）

明清时期，文人的旅游之风尤盛，这种风气除受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士大夫塑造文人品味的一种方式。他们呼朋唤友，游山玩水，作诗唱和，远离俗世之尘嚣，在幽静的山水之中寄托雅致的情趣，以凸显文人的高雅文化身份。与这一风气相关联的是，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游记。游记写作在明代中前期并不太多，但是在嘉靖时期逐渐增多，到万历时，更是大量出现。

文人旅游颇为讲究，携带游具很多。很懂生活趣味的张岱就说：“凡游以一人司会，备小船、坐毡、茶点、盏箸、香炉、薪米之属，每人携一簋、一壶、二小菜。游无定所，出无常期，客无限数。六人则分坐二舟，有大量则自携多酿。”（《琅嬛文集》卷二）真是雅致又随性的趣味之旅。从高濂《遵生八笺》、屠隆《游具雅编》及文震亨《长物志》等著作中可以看到，古人携带游具多样且复杂。竟也有人在旅游时携带烟火助兴，明代的李日华就在日记中记载，他和朋友出游，携带歌伎和歌童，“游者鼓吹间作，丝肉杂陈，亦有以火花烟爆佐之者”（《味水轩日记》卷二）。

古人出游所携带的物品中，还有地图。元代李东有的《古杭杂记》就提到，杭州驿路边的白塔桥，有售卖地图的地方：“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与友人同游，是文人们交游的一种方式。袁宏道在吴县任知县时，曾写信邀请朋友共游太湖：“近日游兴发不？茂苑主人（引者按：袁宏道自称）虽无钱可赠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不大落莫（寞）也。如何？”（《与丘长孺书》）

近代的旅游与古代的旅游有诸多不同。交通的便捷使得旅游的范围扩大，纯粹以休闲为目的的旅游增多，专业的旅行社对于旅行路线进行了专业规划，在旅途之中也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宾馆为出行的人们提供干净舒适的休憩环境。近代以来，新式的宾馆开始出现，如北京的六国饭店、华东饭店，天津的新亚饭店，上海的礼查饭店、和平饭店、国际饭店等。这些宾馆多为西式建筑，高耸巍峨，窗明几净，设施先进，服务周到。如1907 年有关上海旅馆的介绍文字这样说：“英租界三马路上海旅馆，系前祥发栈旧址改设。共七开间高大洋房三进，院落极大，房间极宽，是以光线甚明，空气甚足，最于卫生有益。院中恒植奇花异卉，令人入此室处，几忘身在客中，实为旅馆放一异彩。余如席帐被褥器用各物，悉仿西式，异常洁净。阅报室之罗列各种报纸，游戏室之备具风琴、手琴、围棋、象棋等物，令客消遣旅情。”（《图画日报》第一册《上海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