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揭示》与当下国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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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南宋）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北宋以来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并发展为制度，核心精神体现在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众多学规中，《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五个治学角度对当下国学教育仍具备指导意义，但应有选择地吸收，有发展地弘扬。

“国学”在当下是指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变革与创新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揭示》与今天的“国学”存在相通之处，《揭示》中的人格修养精神对今天的“国学教育”具备指导意义。今天的国学教育不是复古式的，而是在当下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政治基础之上，对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和对以《揭示》为代表的传统人格修养要求的古为今用。

在进行对比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贯穿于“五教之目”的精神内在和贯穿于“国学教育”的精神内在。

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即为父和子之间应该有亲情，君臣之间应该有道义，夫妇之间应该有区别，长幼之间应该有次序，朋友之间应该有足够的诚信。

这里再对部分概念作进一步的解释，就君臣之间的道义而言，这里的道义指的便是礼。“五教”出自《中庸章句·第十二章》，而这里的五教又实际上是孔子归纳整理出来的“五伦”，其核心便是维护周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对于君臣关系的观点，强调的便是礼和忠，回到五教之目中的君臣关系上，只用了一个“义”字做概括，实际上“义”包含了礼仪，包含了忠义。我们可以从君臣有义中提炼出来关键词即“礼仪”和“忠诚”。忠诚是效忠于君王的，礼仪是维护君臣关系的准绳。

就夫妇有别而言，“别”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对于“别”的具体含义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在辽宁师范大学赵东玉老师的论文中对“男女有别”和“夫妇有别”在《周礼》中的区分做了详述，五教中的夫妇有别所指是夫妇之间的内外分工不同。这种对男女分工的强调有其历史背景，自周代开始就形成了男女分工，从《诗经》中对男女工作的差异记叙即可见一斑。自井田制瓦解自耕农经济出现，春秋时期小农经济出现，男耕女织性别分工明确，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小农经济才受到冲击，故而在《揭示》中列出夫妇有别实则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固化，是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无论是对于统治阶级还是对于普通百姓，这种稳定的生活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因而将夫妇有别作为一种学规固定下来，我们也可以概括出关键词即“夫妇分工”。

综上，从五教之目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关键词：“亲情”“礼仪”“忠诚”“夫妇分工”“长幼次序”“诚信”。从这几个关键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揭示》的教育目的呈现出很强的封建文化色彩，传统宗法观念对中华民族影响巨大，也正是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使我们民族相较其他民族而言具有更多的“家庭意识”。从家庭意识角度来看，五教之目强调家庭中的亲情，重点是父子之间，五目之中有三个强调的是家庭关系，这里的亲情同今天的亲情相比差别不大；而从“礼仪”和“忠诚”来看，这里所指的主体是具有浓厚忠君爱国观念的；就“夫妇分工”来看，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日益追求人权平等，“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早已过时，因而这个“别”在当下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长幼次序”同之前所说的宗法制度，晚辈应对长辈保持尊敬，敬爱长辈，但并不代表封建大家长制在当下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间，长幼有序在当下也不再是对“长”的言听必从了；最后是“诚信”，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一“目”强调在了除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和等级关系之外的人际关系之上，唯有诚信是做人交友务必要遵循的原则。

现在可以将“五教之目”同“国学教育”目的相对比，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服务对象。《揭示》旨在培养对于国家忠诚、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家庭内部和睦长幼有序的和谐关系，一方面保障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协调好了家庭的内部关系，使人际和睦。次序与礼法关系是第一位的，它的服务对象是国家。现代“国学教育”的目的则与其不同，国学教育希望学生个体首先获得充分的发展，进而能够适应社会奉献社会。虽然在终极目标上是一样的，但是现代国学教育体现出了对人权的尊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两个概念也并非没有交集只有对立，交集首先在于人际交往上，“核心素养”的语言和思维层面强调了同他人之间的思维连接，这是交流层面，而“五教之目”则一直都在讨论人际之间应该如何交际，只不过一个从语言思维层面入手一个从人格修养层面入手。此外，“核心素养”强调了对文化的传承与理解，这实际上是可以将白鹿洞书院精神整体吸纳的。

综上，就目的而言，国学教育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更加重视个体独立人格的发展。

“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一个从广泛学习到自我内部消化再到向外实践的整体过程。朱熹在制定《揭示》的时候选择了这段来自《礼记·中庸》的话，所表达的便是要求人们广泛地学习、涉猎，积极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谨慎地思考，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最后可以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这一段为学之序实际上又是儒家弟子在孔子学思行相结合思想上的总结提升。可以明确，在《揭示》中所强调的治学顺序是从学习到思考内化再到实践的过程。所谓“经世致用”，这种思想同为了应试科举而逐渐形成的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完全不同的。

大量高等院校开办了国学院或类似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辽宁大学国学院等。各学校在科目设置与教研室设置等方面大同小异，中国人民大学是较早开设国学院的高校之一，学科建设较为成熟，以其为例。从“博学之”的角度来看它的课程开设情况，人大国学院下设经学与子学教研室、国文教研室、国史教研室、国学基础教研室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研究生课程上则开设了如“古文字研究”“宋词研究”“史料学”等科目。不难看出在国学课程设置上是融汇了文、史、哲的，一方面教给学生方法使学生具备直接研究史料的能力，另一方面譬如在经学子学相关课程中，则是以哲学教育的方式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此外，人大国学院有一个独具特色的项目活动，即“行万里路，师生游学”，这实际上便是将所学知识在实践中检验，是对“知行合一”思想的落实。

综上所述，以人大国学院为例的国学教育课程安排与治学顺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揭示》中的“为学之序”的。所开设的诸多课程不可谓学之不博，师生积极发表论文各抒己见不可谓学而不思，游学活动的开展不可谓知而不行。

“正其谊（谊即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处事之要”，是董仲舒关于仁人所应该具备的品格的看法。表达的是要明确正确的观念，而不要借机谋取私利，要知晓其中所包蕴的道理，而不要为了个人的功勋。关于义利的讨论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了，儒家观点强调“舍生取义”，这一概念也伴随着儒学的发展而传承下来，从孔孟到董仲舒再到朱熹，并在《揭示》中固定。核心是对“义”的推崇，认为其高于一切，甚至生命。这种观点有其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中国历史上有一大批忠诚死节之士，他们的献身精神与对名节的坚持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底蕴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妇女而言，恪守名节，这又是一种对自由的扼杀，也不能断然说与自古传承的儒家义利观毫无关联。

当下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外来文化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个体思想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利益第一的观点甚至一度成为了从商者的集体潜意识。如果要把“处事之要”同当下的义利观进行对比，只能说最大的区别是以单一对多元，却很难明确哪一种是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的。对义利观的判读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就民族整体历史而言，先义后利的思想构成了优良的中华民族人格素养，是对高尚名节的追求，但到了明清之际则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自由和爱情自由呈现了阻碍，当然这并不是义利观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囿于保守的时代使然。而对当下社会来说，义利观产生了什么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笔者认为当应交由后人来评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社会在呼唤传统义利观，商业失德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呼唤在商业活动中保有较高的道德底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接物之要”，所强调的是在待人接物中应该注重的，更多的关注点在人际交往中的状态。自己所不希望承受的，也不要让别人去承受，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障碍，不要去怨天尤人而应当自我反省。前两句讲的是在人际关系中换位思考的能力，要求能够想别人所想，要具有同理心。后两句所指的是提高自己的责任感，不要抱怨，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培养的是个体关照自身的能力。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是一个关照学生个人在未来发展的概念，就处事而言，笔者认为语言部分和思维部分同《揭示》的“接物之要”有比较意义。“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强调的是通过系统学习，能够在人际交流中合理地表达自我观点，写作能够做到文从字顺。语言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不可能彼此独立存在，而要实现在人际交往中保持人际和谐，就需要具备同理心，具备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是思维的发展。但是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层面而言，这里的思维因素外延较广，不仅包括人际思维还包括逻辑思维等种种具体的思维能力。

综上，“接物之要”所指具有明确性，它直接指向具体的人际关系处理的准则，相当于直接告诉学生们应该要怎么做。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的语言与思维的结合，强调的是要通过语文学习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强调的是能力的重要性而不是有针对性地点明具体的什么品格。二者的差异体现根本上还是对于教育目的的追求，“核心素养”更加注重个体的能力提升，是对个体独立精神的尊重，而《揭示》的目的则是塑造理想的社会，他给定了个人应该具备的品格，终极受益者是统治阶级，个人能力与个性发展并不是其关照点。

首先，对“五教之目”也绝不能全盘否定，其所体现的长幼尊卑有序，与孝道是一脉相承的，但应对其所暗含的封建家长制权威予以否定，就朋友有信而言，在当下也应继续弘扬，交友应当恪守诚信准则，正如《杀狗记》中对酒肉朋友的抨击，提倡用心交友，以诚待人。这种思想与当下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符合国学教育的目的追求，应被弘扬提倡。

其次，就“为学之序”而言，学思行相结合的治学方式仍然有其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学校教育鼓励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提倡探究式学习，在国学教育中也可以展现为学术探究、游学等活动，故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从“修身之要”来看，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控制自己的贪欲，积极改正自己的过错。这对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是极为有利的，国学教育需要培养出温文谦和的人，因为这是传统儒家的人格修养要求，即浩然之气。

第四，从“处事之要”来看，《揭示》强调“义”的重要性，义高于利，先义后利。这对于指导当下经济生活和人际交往具有重要作用，同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是并行不悖的。

最后，从“接物之要”来看，更加注重同理心的塑造，同理心是“情商”的重要构成，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常密切的社会，必须要掌握正确的人际交往准则，因而也是应当被传承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