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成人之教”——书院精神的核心

时间:2019-12-12 浏览: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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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  朱汉民


陈寅恪认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时期,当然,与此相关的传统教育也造极于两宋时期,其显著标志就是宋代书院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书院其实是继承了先秦诸子、汉代精舍、魏晋清谈、唐代禅修的精神传统和制度资源,但是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独特教育形态,故而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典范,成为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书院精神的核心:儒家“成人”的教育理念



宋代书院的成熟,既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完善,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成熟。首先,宋代书院的成型,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完善。宋代书院汲取了传统教育的长处而又有制度创新,因而它不仅仅是形成了包括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设置了负责教学、行政管理的山长、堂长、讲书、司录等,还制定了关于为学基本要求及日常生活准则的学规,拟定了书院授课读书的课程等。宋代书院的成型,更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成熟。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教育理念为基础的书院精神。书院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知识价值、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儒家“成人”的教育理念。宋代教育家将“成人”教育理念融入书院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实践之中。


 



成人——知识智慧、道德修养、意志勇气、才华技能的综合发展



孔子在与弟子讲学的过程中,表达了他的“成人”理想。《论语·宪问》中有一段对话,子路问孔子他心目中的“成人”是什么,孔子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显然,在孔子的心目中,能够称为“成人”者,就应该是一种在综合潜能、心理素质、人格精神均能够得到发展的人,即包括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德性、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再加以礼乐的文采,就是完美的“成人”了。可见,知识智慧、道德修养、意志勇气,还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技能的综合发展,就是“成人”所具有的特征。也就是说,“成人”包含着我们今天常常论述的精神素质、道德人格、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



 




官学科举之外,对“成人之教”教育理想的追求



宋代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代表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出现,更加重要的是,许多新儒家学者希望借助于这一新的教育机构,以实现“成人之道”的教育理念。所以,就在书院制度形成的两宋时期,恰恰是儒家学者在书院努力复兴“成人之道”的教育理念的时期。


譬如,南宋理学发展的“乾淳之盛”时期,形成不同理学的地域学派,各派理学家都通过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以实现儒家理想的“成人之教”。如乾道初年,张栻主持、兴复了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乾道、淳熙之时,朱熹在福建建阳建有寒泉精舍、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在武夷山建有武夷精舍,又于江西庐山恢复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则在江西金溪创槐堂书屋,在贵溪创象山精舍,主持书院讲学,从学者甚众。他们在创办书院的同时,均表明自己不同于官学科举教育、追求“成人之教”的教育理想。


本来,宋代官学就比较发达,而这些理学家、教育家却偏偏要在官学之外创办书院讲学,就在于太学和州县等官学积累了许多弊端,均偏离了培养人才的真正目的。朱熹、张栻、陆九渊均严厉批判官学教育沉溺于科举之学,担心它们不能真正培养人才,更不能实现“成人之教”的教育理想。如朱熹批评当时的太学说: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既然南宋官学废弃、腐败已不能承担“立学教人”的重要使命,所以,理学家们必须在官学之外别创书院,从而实现儒家“成人之教”的理想。


所以,南宋时期儒家士大夫创办书院的主要宗旨是复兴儒学“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按照“成人”的理想去培养人才、改造社会。他们普遍热心创办书院讲学,正是为了“佐学校之不及”,即在官学废弃、腐败之时,建立一个能够恢复儒家教育传统、培养“传道济民”人才的教育基地,这是南宋理学家重视书院教育的根本原因。



 



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申明了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的官学教育的弊端,反对以汉唐以来片面追求知识化的教育,他对前来就学的士子们指出,创办书院的目的:


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张栻否定了官学教育的种种弊端,包括那种“为决科利禄计”的人格低下,以及教书不育人的“习为言语文辞之工”的学风。他提出岳麓书院教育应该是一种“成人之教”,即应该努力培养一种“士君子”式的“成人”,只有这一种精神素质、道德人格、综合能力综合发展的“成人”,才能够为民族国家承担“传道济民”的重任。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综合了早期儒家与“成人之教”相关的一系列教育理念,对书院生徒提出相关的要求: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学者,学此而已。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在朱熹所制订的这个学规中,对书院的教育方针和有关为学、修身、处世、接物之要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知识智慧、道德修养、人格意志等方面的综合要求,充分体现理学“成人”教育思想的特点。朱熹要求白鹿洞书院“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自觉服从学规的要求。


陆九渊也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归之于“成人之教”。他明确反对片面化的知识教育,而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九渊于贵溪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就是为了实践他的教育理念。来象山精舍从学陆九渊者人数很多。陆九渊的《年谱》记载:


(陆九渊)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


陆九渊以“启发人之本心”为教学方法,能够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获得“听者无不感动兴起”的效果,而最终目的也是一种“成人之教”,即培养学生“堂堂地做个人”。


上面列举朱熹、张栻、陆九渊创办书院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希望继承、弘扬先秦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以“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建构一种新的书院精神。可见,宋代书院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完善,更体现为中国传统“成人之教”教育理念的推进与实践。



 




继承“成人之教”的书院精神,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



“成人之教”的书院精神,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宝贵精神遗产,特别值得我们现代教育加以继承和弘扬。由于近代中国大学的建立不是以书院改制为基础,而模仿西方的大学制度形成的。蔡元培先生认为:


晚清时期,东方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为维护其社会生存,不得不对教育进行变革。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


这种建立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选择,使得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就出现明显的断裂,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形成了“成人之教”的书院精神,未能更好地融入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大学文化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书院文化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其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在建设21世纪中国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书院精华,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必经之途。



 



(本文节选自朱汉民《“成人之教”的书院精神及现代启示》,原载于《新阅读》2019年第3期)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