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斌：鹅湖书院的办学模式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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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所推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或“四子书”）和《诗》《书》《礼》（包括《礼记》和《周礼》）《易》《春秋》（合称“五经”）为鹅湖书院历代所使用的教材。此外，著名理学大师的著作，讲议、语录、注疏等，也是书院的重要读物。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句》（简称“四书集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记录程颢讲学言论的《明道学案语录》、记录程颐讲学言论的《伊川语录》等。

鹅湖书院生员学习主要为应试以取功名。各个时期所使用的材料略有不同。宋元时期主要教材有《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句》《孟子集句》《中庸章句或问》《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周易》《尚书》《诗》《礼记》《春秋》《通鉴》《韩文》《楚辞》等。此外，当时大师学者撰著的经文字、经义文字及古赋文字，制诰文字、策论等也被列入研读范围。自然，作文也是重要教学内容之一。

明清时代，主要教材为《四书》《五经》《性理》《纲目》《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诸儒语录、《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典礼律令书以及诸家经济书、天文地理书、农田水利书、古文、诗词等。习作科举文章也是重要教学内容。

历史上鹅湖书院为海内著名学府，藏书甚丰。清嘉庆十八年（1813）《鹅湖书田志》录吴晁《读叔父谒四贤祠诗韵同作》一诗中即有“万卷赐书容借读熙朝文治古无今”之句。但数百年来，水火兵燹，书院院址几经搬迁，屡兴屡废，所藏之书，或遗于乱兵，或焚于火灾，或失于窃盗，散佚严重。吴嵩梁纂修《鹅湖书田志》时，查照“乾隆三十年刘公清查底册”。知其时书院藏书“共二十四部”。书名及数量如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铅山知县陈元灼莅任后，顾鹅湖书院“兵燹凋残，黄籍散佚，院中并无藏书”，深以“为憾”。“早夜筹思……先择其尤为切要有裨实用者，开列书目。酌量购买。略分经、史、子、集以类相从。西学之书，亦略分门类。计中西书籍三百二十四种。”⑤其“款项未充”，则自“捐银洋一百元”，又在“河口烟、土、屠三项捐款”的“历年节存之款”中“提出银三百元，拔归鹅湖书院购买书籍之用”。然后派专人带款前往南昌、上海等处，“查照所开书目，分别采买”。陈元灼还“另筹银三十两，备置书籍及往来盘费之需”。所购中西书籍均储鹅湖书院，供肄业诸生浏览研究，以励实学。

清末书院改学堂后，鹅湖书院曾先后被利用办设多所学校。各级各类均根据教学需要添置有关图书，但其数不详。

鹅湖书院的教学方法，是遵循朱熹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记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即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从而认真读书，完成教学任务。主要形式有：

（一）施教分类。通过考试录取生童，入院后按考试成绩将学生分成正课生员、副课生员、正课童生、副课童生等类进行编班施教。生童膏火费按其所属类别拨给，正课生员最高，副课生员次之，正课童生又次之，副课童生最低。每年年初启馆之时，也要对生童进行考试。成绩优秀者，副课可升为正课，反之，则由正课降为副课。升、降之后，所享受的膏火费的标准也相应变化。

（二）升堂讲说。有三种：一为本院山长升堂为生童讲释。二为地方官员到书院升堂授业或解惑。如郑之侨为铅山知县时就常至书院升堂讲说。他发现原有的石刻《六经图》“校订未精，讹舛间出”，就“公余挑灯，按规求矩，手自摹画，于碑碣之讹者正之，其残缺者补之，参益诸儒集说，历数寒暑”⑥而成新图，又聘良匠精工刻印，以供生员学习。在书院升堂讲论经学时，则“按图指划”“融会六经之源流，汉唐以来之著述，示学者以各经之大旨”。余元泰（字景云，号东岩，德兴拔贡）任铅山司铎时，督课甚严，日与诸生讲论文体，娓娓不倦。李淳知铅山县期间，常至书院升堂讲说，而且“严考课，好批抹。不到者扣。连考下下者降”。三为请著名学者到书院讲学。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宋淳熙二年（1175）的“鹅湖之会”，为我国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活动，也为鹅湖书院升堂讲说之先声。此后，历代在鹅湖书院讲学的著名学者不乏其人。如：

徐昭然，字子融。江西铅山县人。从朱熹游，在鹅湖寺旁结舍聚徒讲学。清人张瑞槎有诗云：“从之（朱熹）游者徐子融，斩艾蓬蒿茸茅屋。”清光绪《铅山乡士志》亦载：“徐昭然，从朱子于鹅湖讲学。”卒后，铅山县人将徐奉为贤良，祀于群贤堂。

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河南开封人。吕祖谦为之婿。仕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封颖川郡公。归老于江西上饶。清同治《铅山县志》载：韩元吉“尝会诸贤讲学于鹅湖”。殁后，铅山县人为他建韩公祠。其子孙遂在铅山定居。

徐元杰（1196—1245），字伯仁，号梅野，江西上饶县人。师从陈文蔚。南宋绍定五年（1232）状元。官至太常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力主“排外患，参内政”。卒于暴疾。溢号忠愍。著有《梅野集》十二卷。清同治《铅山县志》载：他曾在“鹅湖讲学”。

柯祐，福建龙溪人。曾任石城训导。其《鹅湖昔日聚贤乡》一诗小序中自云：“余自石城老归，道入铅山。时龚天官（指明代洪武间铅山人龚学攵）初除司业。书至，招讲鹅湖书院。赋此。”

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进士。治程朱理学。曾任文渊阁大学士。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请假旋里，道经铅山，亲谒鹅湖书院。知县施德涵请其讲学，并率诸生环侍听讲，以次质疑，剖析异同。

雷鋐，字贯一，号翠庭，福建宁化进士，官都察院在副都御使。恪守程朱理学。据清同治《铅山县志》载：清乾隆八年（1743），雷鋐取道铅山赴京都。知县郑之侨将他延至鹅湖书院讲学，并亲执弟子礼，在其僚属、绅士及院士子中一时传为美谈。

（三）认真读书，自行理会。鹅湖书院历代恪守朱熹格物致知，主要方式就是读书的观点，遵从朱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生童学习以自学为主。自学中，一面与共同讲习相结合，一面与教师的指导相结合。书院山长在教学上不过是居于指导地位，对生童进行辅助解惑而已，为学者无论考证疏注穷经论史皆自行搜集材料，认真读书理会，自下判断，只是遇有疑难之处才向山长请教。

（四）相互切磋诘难。朱熹提倡诘难，生徒间互相切磋，师生间质疑问难，是书院教学中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既有集体讨论，也有个别教学。通过“往复诘难”，使所学内容达到“其义愈精”。书院的讲学以山长为主，但有时也由研究有素的学生代讲。对初入书院而又程度较低的生童，往往先令高等弟子教之，然后由山长直接进行指导。这种方法称为“次相讲授”。

（五）展礼。展礼是鹅湖书院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方面。从宋迄清，莫不如是。每当启馆、放馆、开讲之时，都是要举行祭祀先师先圣的仪式，朔望祭礼也是鹅湖书院的常规。各种展礼活动都有一定的仪式。如书院开讲的仪式就十分严格、隆重；开讲之前，必须由山长、副讲亲自带领全体生员向大成至先老师孔子神位及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先贤神像拜揖。然后由引赞喊“登讲席”。山长、副讲登上讲席后，引赞喊“三肃揖”，学生对师长肃立一拜，再拜，又再拜。行礼之后，山长或副讲进茶。茶毕，引先喊“鸣讲鼓”，击鼓三通。击鼓讫，山长或副讲开讲，诸生肃静恭听。讲授时，堂长在讲席后设几一、凳一及笔墨纸砚，将讲授内容做好记录，以备收藏。讲毕，又向山长、副讲敬茶，诸生向师长致谢。引赞喊“三肃揖”。揖毕，山长、副讲就馆燕息，诸生退出讲堂回舍肄业。

此外，师生之间、生徒之间、迎宾送客、升堂讲说、课试等等，均有一定的礼仪，都需展礼。因为这种“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也被看作是格物致知的重要途径，是不可缺少的教育、教学方法。

为便于“展礼”，鹅湖书院自开创之日起，就建有“四贤祠”供奉孔子及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四贤肖像。清康熙后，在御书楼左右两侧还建有“文昌阁”和“关帝庙”，分别奉祀“文昌帝君”和“关圣帝君”。

（六）课试。鹅湖书院对生童的课试名目繁多，主要有：

甄别，又称开课，即入学考试。每年年初，由县衙出示晓谕，生童报名备卷。尔后择日扃试，分别取定肄业诸生名数及正、副级别。

官课，亦称“大课”，即由地方官员主持的考试。因主考衙门不同，又有府课、州课、县课之别。由主考衙门出题扃式。试题除作文外，或理辩，或解经，或策赋，不拘一体。考试成绩分超等、特等、三等三个档次。

师课，也称“斋课”或“馆课”，由山长主考。试题或作文或写作。生童考试成绩分等第，分法与官课同。

为鼓励生童力学成材，对考试成绩优异者，官府和书院均给予奖赏。清道光、同治等几个版本的《铅山县志》均有记载：书院每年支出“生童月课花红银十二两”。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知县李淳定例：“官课生童超等上卷奖赏，除官给花红外，前五名公局每名奖赏足钱一千文，后五名每名五百文”。咸丰四年（1854）华祝三主讲鹅湖书院，增设师课花红奖赏。奖赏银钱数量为：“生童超等上卷，照官课减半。”⑦同治六年（1867），华祝三复主讲鹅湖书院时，又制定“师课奖赏与官课一律”。

鹅湖书院的教学质量较高。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铅山县志》载：“郑令之桥辑《鹅湖讲学会编》时，外郡（在鹅湖书院）肄业者，自石城温朝荣、宁都周孔从而下者二十人，多以学业宦绩显，郡中不管知名士。”吴嵩梁所辑的《鹅湖书田志》卷三中又说：“督学潘芝轩先生（名世恩字槐堂，一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癸丑进士，以吏部左侍郎任学政）岁试信州，（鹅湖书院）肄业诸生多在前列。”

鹅湖书院实行山长（有时称主讲、院长或掌教）负责制。山长总领院务并为主讲人，多属敦品立行笃志向学刻苦恳诚之士。开初多由不出仕或弃官归田的学者担任。宋理宗景定间（1260—1264），开始由吏部任命。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诏命书院山长，与路、府、州、县学的教授、学正一样，必须由官府委任。明、清时期，书院山长由知县礼聘。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弘历认为山长“名义殊为未协”，诏改山长为“院长”，但习惯上多沿称山长。清朝末，复称山长。

鹅湖书院历任山长19名，兹按任职时间之先后，志录于下：

陈文蔚（1155—1239），字才卿，号克斋，晚年寓所多值竹，人多称其“竹林翁”，江西上饶县上沪畈人。幼从父学，后经余大猷介绍识朱熹，朱熹对之“每叹为难得”，主南轩龙山、白鹿洞、鹅湖书院讲学。

郑毅，浙江人，元至大元年（1308）任鹅湖书院山长。

黄谦，江西乐平人。元皇庆间（1312—1313）任清同治十二年版《铅山县志》职官，元至治间（公元1321—1323年间）任鹅湖书院山长。

吴师道，字正传，浙江兰溪人，元至治（1321—1323）间登进士第。曾任国子博士、礼部郎中等职。至正间（1341—1358）任鹅湖书院山长。著作有《易诗书杂说》《春秋胡传附辩》《战国策校注》《敬乡录》《礼部集》等。

吴旭，元至正间（1358—1360）任鹅湖书院山长。修俎乏崇祀典“课士重文，邑称贤能”。

徐复，元至正七年间（1360—1368）任鹅湖书院山长。

达鲁蛤赤（佚名），蒙族。元至正间（1368—1368）被任命为鹅湖书院山长。未到职。

李国用，山东登州人。元末明初（1368—1373）任鹅湖书院山长。郑以伟为明代王祚昌编纂的《鹅湖峰顶志》所撰的《序》中写道：“读陶学士安送文宗山长李国用诗云……”陶安，字主敬。元至正初举乡试，授明道书院山长。洪武初，参修国史。曾任江西行省参政知事。国用、陶安当为同时代人。

张时泰，字开仲，号迟水。江西铅山县人。清顺治七年（1650）岁贡，曾任饶州教授。清同治十一年刊《广信府志》卷九之三《文苑》载：张时泰“尝为鹅湖书院山长……日与弟子讲学不倦”。著有《尚书深柳堂解》、《鹅湖讲略》等书，皆佚。

丁柱，字子石，号松峤，铅山县永平人。清雍正十三年（1735）举人，授国子监典簿。乾隆初，应县令延请主讲鹅湖书院。继为紫阳院长。后复掌教鹅湖书院二载。

高为孝，字上鲁，号省斋，铅山县人。乾隆十八年（1753）拔贡。清同治《铅山县志·文范》称其“资性颖异，识量宏远，博览诸书。文宗大家试必拔前茅。肄业豫章，一时知名士咸推重之。两为鹅湖书院山长，以端品崇实为先，游其门者亦多能以品节自励，不独登科之士远近联翩鹊起”。

吴嵩梁（1766—1834），字兰雪，一字子山。嘉庆十元年（1811）主讲鹅湖书院，后又任白鹿洞书院山长，一生为江西的书院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位清，清嘉庆年任鹅湖书院山长。

沈毓荪，号苹滨，浙江海宁县人。廪贡生。清同治《铅山县志·寓贤》云其“学问身粹，道貌岸然，为当代名人所倾许。江西学使李芝龄、福禹门先后延请阅试卷。寻主上饶灵山讲席，再至鹅湖。生童课卷皆详批严改，如诲子第，门下士登甲乙科者指不胜屈。所著有古今诗若干卷，古文若干卷，行于世”。李芝龄即李宗访，字芝龄。江苏山阳人。次年典会试，又典江西乡试。典江西乡试后，留江西任学政。据此，沈毓荪主讲鹅湖，当在道光二年之后。

余成教，字道夫，号石园，江西奉新人，“淹贯古今，空所依傍罗，诗亦朴老”。清道光间（1821—1850年）举人，选铅山训导，以“扶翼斯文为己任”。吴林光出任铅山知县后于道光十八年（1838）聘余主讲鹅湖书院讲席。

宋小墅，生平不详。清道光“戊戍庚子两举鹅湖书院讲席”。

华祝三，字肇猷，号尧峰，铅山县人、河南道御史、甘肃洗宁知府知府等职。咸丰四年（1854）、同治六年（1867）两主鹅湖书院讲席。

徐谦，号白舫，江西广丰县人。清嘉庆辛未（1811）进士，选庶常改吏部文选司主事。丁丑（1817）补考功司充会试对读官。咸丰间办理江西捐输团练。广信郡邑长吏钦其品学，延主鹿洞、鹅湖等书院讲席。著有《悟雪楼诗存》三十四卷、《鹅湖课士录》四卷，均梓行于世。

吴增逵，南昌进士。清咸丰间（1851—1861年）曾参与合办团练并得官，后曾主讲鹅湖书院。

除山长外，鹅湖树院的其他职事各个时代略有不同，一般设有：

副讲，协助山长主持教学，如批阅文字、为生童辨析疑义等，聘请“通五经，笃行谊”者为之。

堂长，主要负责督促生童课业和考勤及山长讲学时作记录等事项，宋时由教师担任，明清时期择学徒中品学兼优者充任

典谒，掌管接待宾客及四方来学者的有关事宜，择音貌娴雅者担任。

引赞，举行典礼时导引仪节，从生童中择仪表端庄、声音洪亮、进退徐疾有度者担任。

管干，专管书院内的一切收支出纳、米盐酱醋及零星修理等事，选择有理财才干又诚实可靠之人为之。

掌书，掌图书管理，择老成生徒充任。

书办，掌学书院卷宗，如编造经费报销清册、学生花名册、承办往来文书及生徒考试课卷等事宜。

院书，掌管图书借阅，发放生童膏火，甄别试后张榜出示录取生童名单等事宜。

掌祠，掌管书字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的办理与管理事务。

直学，一名，元代设置，掌管书院钱谷收支。

学正，一名，元代设置，掌教育所属生员。

水火夫，二名，负责门卫、打更等项事务。

门斗，二名，负责门卫、打更等项事务。

各职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保证书院教学的顺利进行。

鹅湖书院作为中国四大名书院之一，它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它对中国书院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推动了江西理学的传播与发展。书院的发展与理学的发展好似一对孪生兄弟，理学宗师及其门人为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借助书院广收门徒以传播自家学术思想，而理学的发展又不断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使书院也得到了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第一次“鹅湖之会”，朱、陆理学两大流派激烈的辩论推动了理学的发展。“鹅湖之会”后，朱熹的门徒，为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而聚徒讲学于鹅湖书院。朱熹门徒徐子融，在鹅湖寺旁“斩艾蓬蒿葺茅屋“，聚徒讲学。绍定年间（1228—1233年），朱子门徒陈文蔚及其门人徐元杰，“聚徒讲学鹅湖，以斯文自任”。理学门徒的这一活动扩大了鹅湖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更有利于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而理学是当时书院教育文化的精髓，理学的发展就意味着江西教育的发展。

第二，开创了“会讲”制度，树立了学术争论的良好风范。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南宋最杰出的理学宗师，学识渊博，践履笃实。朱熹对学术的贡献大，他勤于著述，便于后学遵从，有功于文化的传承；陆九渊对思想的贡献大，他高扬主体性，大胆怀疑，更具警醒作用，有功于思想解放。他们在“鹅湖之会”上，通过争论来辩明真理，消除分歧，谋求统一，开创了“会讲”之先河。同时，这种既坚持自己学术观点，又不抱门户之见而相互尊重的学术争论风范，为学术争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从而使会讲制度逐渐成为书院的主要教学方式。书院的会讲不仅有利于其本身的教学，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这使书院得以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整个江西文化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推动了江西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完善，在整个社会造成了重视书院教育的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教育摆脱了科举制度的依附，讲求纯粹的精义之学或经世实学的倾向。朱熹本人在绍兴二十八年（1159年）冬，以养亲请祠，差监潭州南岳庙，但只受禄不赴任。在家用心研读《论语》《孟子》及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著作。此后，他开始整理理学家的著作，并著《太极图说解》《二程遗书》《伊洛渊源录》等书，给书院教育带来了新的学风，学子潜心研究儒家义理，使宋代学风为之大变，学生不仅科举入仕，同时也把圣贤事业牢记在心，使书院和科举共存并盛，成为相互依存的关系。

第四，提供了爱国主义教育范例。南宋理学盛行，而理学又是以修身养性、空谈义理为主的学说。大多理学大师都避而不谈政事，朱熹推辞陈亮而没有参加第二次“鹅湖之会”便是为了避开时政的原因。而陈亮则主张面对现实，与辛弃疾所见略同。辛、陈鹅湖之会是讨论“经世致用，救济时艰”“治国平定天下”⑧的一次聚会，为唤醒臣民立志收复失地，抗击外族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爱国主义思想值得后人学习，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个范例，丰富了中国教育文化的内容。

第五，统一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鹅湖书院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与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一样被许多书院所推崇，鹅湖书院自身创立的教学方法中，施教分类、因材施教，把学生按兴趣爱好分开，分为不同的班级进行教学，这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特长。而且，这种施教分类、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时至今日仍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与倡导。

第六，为国家教育发展和兴盛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古代书院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鹅湖书院是这一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物化。鹅湖书院这种适合宋明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不断发展的制度，以自己独特的办学形式、组织管理、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自主开发之研究精神，等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完善，对于当时乃至今天的教育发展来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要汲取其有益成分，促进后人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利用这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06年5月，鹅湖书院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20日，成立了上饶市鹅湖书院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处级）。2009年8月，鹅湖书院被北京大学授予中国政府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学术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