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松雪 | 孔子“乐教”的审美阐释及其当代美育价值

中国美育理论的建构时间较晚，但是中国美育思想古已有之，一直与中国传统乐教发展关系密切。上古时期，乐教表现为巫乐展演形式背后审美价值观的趋同; 西周时期，表现为服务国家政治需要的礼乐制度; 孔子时期，乐教成为真正具有美育意义的面向普通大众的教化工具。正如《乐记》所说“广博、易良，《乐》教也”［1］，乐教成为衡量一国百姓美育素养的重要方面。通过乐教，可以使百姓和通广博、简易善良。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美育的重要意义以及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育文化。我们可从孔子“乐教”为代表的传统美育中获取精神源泉与时代启示。

孔子面对“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倡导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同时，孔子“乐教”强调符合“礼”的音乐审美形式，积极抬高“雅乐”的社会地位，以“仁”的思想贯通乐教育人全过程，形成了基于情感升华的音乐美感与高尚灵魂相统一的审美特质，开启了具有美育意义的乐教传统。

孔子会唱歌、会乐舞、会编曲、会击磬、鼓瑟、弹琴，可以说是一个全能型的音乐家。孔子始终坚持音乐的“礼”性，所谓“以礼节乐”。“礼”是“乐”的规范，只有符合“礼”的“乐”才是符合审美要求的音乐形式。同时，孔子还将“乐”的“礼”性，融入到育人过程中。《八佾》篇载，当孔子跟学生谈到季氏，说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八佾之舞乃是太子御用，而季氏作为大夫只能用四佾。孔子说季氏连僭越礼制的坏事都能狠心做出来，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孔子对季氏评价中尽显“以礼节乐”的审美特点，而且“乐”也成为衡量人性的重要依据。《先进》篇载，孔子曾评价仲由弹瑟音调不入孔门，这句略带情绪的音乐点评，导致其他弟子对仲由不敬。孔子意识到音乐评价失去“礼”的规范，就会影响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可见，不仅音乐本体要符合礼制的要求，对他人音乐能力评价也要在“礼”的范围之内，兼顾公众形象及其个人威望。

孔子提倡“礼”“乐”互为表里，“乐”要符合“礼”的规范，“礼”要成全“乐”的追求。“礼”是外在的、务实的，更体现规约性; “乐”是内在的、精神的，更体现感染性。王齐洲说上古“乐”有二音二义，读乐( yuè) 指音乐，读乐( luò) 指内心的喜乐。而音乐本就产自人心喜乐，又是人心的表象，还以陶铸人心为目标［3］。因此，音乐本身是快乐心情的体现，又是塑造人心的介质，能够架起情感与人性的桥梁，起到情感沟通、思想交流、规范行为、提高审美等多种作用。孔子早就认识到乐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无论是诗教、礼教都贯穿乐教，还把乐教作为最终成人的标志。

 “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是当时宫廷演奏、祭祀的重要乐曲。但随着地方音乐流行，郑、卫俗乐逐渐替代雅乐，走进大夫雅集、宫廷宴饮之中，威胁到了“雅乐”的正统地位。孔子再次强调中和之美的音乐形式，弦歌雅乐《关睢》，发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叹［4］。雅乐是当时的正统音乐。从音乐形式看，雅乐主要使用编钟和编磬演奏，曲风庄重、典雅，曲调中正、平和，变化少，歌词典雅、纯正; 从表现内容看，雅乐歌词多来自《诗经》大雅、小雅、颂等篇章，主要用在祭祀、宫廷以及外交等重大场合，多为对人行为的规范以及对人思想感情的熏陶。但可惜的是，孔子时期，雅乐早就名存实亡。

西周以后，乐教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逐步丧失其作为宫廷音乐的重要角色。一方面，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开始大量进入王室宫廷，商代末年纵欲赏乐的情况再度上演。另一方面，愿意接受传统乐教的人群逐渐缩小，能演奏、聆听雅乐之人更少，各国乐师也因得到不公正待遇而逐渐解散［5]。《微子》就记载了鲁国乐师四散流亡的具体情况: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6］可想而知，一直奉行周礼的鲁国都衰败如此，雅乐在其他诸侯国更是全面衰败。

孔子及其弟子却一直非常推崇雅乐，因为乐教不仅是音乐教育，更是情感教育、生命教育。孔子强调音乐作用人心，通过人心陶冶情感，通过情感升华志向，通过践行志向实现社会和谐，从而获得美善兼备的人生境界。雅乐发乎情、合于心、止于礼、致于和，正是孔子乐教的核心内容。且雅乐的中正和谐，亦成为孔子删诗正乐的审美标准。当时孔子已是暮年，针对雅乐衰败情况以及《韶》《武》之乐繁复的特点，重新整理《诗经》为三百零五篇，并将每篇都打造成独具雅乐特色的唱词。孔子用最真挚、纯洁、中正、平和的音乐教化人心，增强人们对雅乐“中和之美”的价值认同感。

孔子言论中，多次表达“礼、乐”应该归于“仁”“善”的观点。孔子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7］如果没有“仁”的思想内容，“礼、乐”就成为一种装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8］如果没有“仁”的真情实感，玉帛、钟鼓的礼、乐形式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仁”的提出使孔子乐教思想与西周相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孔子将“仁”的思想融入乐教之中，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9］。孔子在“礼坏乐崩”社会背景下，发现人人心中的“仁”爱之心，这是人的道德情感归宿，也是乐教的最终归宿。例如，《卫灵公》篇记载，孔子在见到盲人乐师时: 师冕见，及阶，子曰: “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 “与师言之道与?”子曰: “然，固相师之道也。”［10］这段话是乐师冕拜见孔子的过程，虽然没有与音乐相关的谈话内容，但是通过极其细致的时间与空间词语序列，突显孔子与乐师交往时非常重视礼节，表现出孔子对音乐的虔诚追求，更细腻地呈现了孔子的“仁爱之心”。 

“仁”的情感驱动源于人类本性中的“善”，孔子“乐教”中处处彰显“仁”与“善”的光芒。《八佾》篇中记载了孔子对音乐的著名评论: “《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1］孔子在评价《韶》乐时，认为它赞美了舜帝的德治，是尽善尽美的; 而《武》乐是武王伐商的战功之乐，虽然做到了尽美，但未能尽善。在这里，“美的”不一定是“善的”，但“善的”一定是“美的”。可见，孔子的“乐教”不仅只注重音乐的形式美，更关注音乐的内容之善，而“尽善尽美”就是孔子“乐教”审美追求的终极目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孔子“乐教”的审美特质:符合“礼”的审美形式，符合“雅正中和”的审美标准，符合“仁善”的审美内容，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

历史上，真正具有美学意义的乐教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乐教”的美育传统也在后世得以继承和发扬。正如徐复观所说: “到了孔子，才有对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 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12］孔子依托“六艺”审美元素，辅之以先秦专门典籍，将乐教的美善境界融入到审美实践之中。 

音乐源自人心，能够与人心相通，因此也能够感化人心。《礼记》曰: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13］致乐治心，音乐能够带动我们对于声音的审美体验，通过中正美好的音乐导向，激发人类心灵深处对真、善、美的追求，从而提升审美能力。孔子对音乐审美的不懈追求，《论语》多有记载。如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很长时间都吃不出肉的香味，并慨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4］孔子赞叹《韶》乐境界超凡脱俗，描述的文字让人对音乐美的极致充满想象。孔子还关注唱歌技巧的提升，“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喝之。”［15］通过复唱与和唱形式，追求唱歌零瑕疵。孔子甚至把唱歌当做一种信仰执行，“子於是日哭，则不歌。”［16］孔子唱歌一直遵循着古乐礼仪。由此可知，孔子非常重视音乐对人类心灵的滋养作用，并通过不断提升审美水平，塑造人心，实现艺术与礼仪道德的统一。

孔子及其弟子非常重视音乐直抵心灵的作用，并逐渐形成理论来阐发音乐与心性之间的关系，这在出土文献中多有体现。郭店楚简的《五行》《性自命出》《六德》《语丛》《缁衣》等篇章都涉及了《诗》乐思想［17］。《性自命出》更是被公认为心性教育的专论，文中指出，心术、修身与乐教有重大关系。

孔子乐教讲授的是中正平和的雅乐，其特点是变化少，节奏平缓，长时间受此种音乐熏陶，会使人心胸开阔，志向远大。《荀子·乐论》记载: “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18］志向也是需要滋养的，雅颂之声犹如羹汤，沁润着每个远大的理想。《先进》篇中论及孔子及诸弟子志向时，也有精彩印证: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詠而归。”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19］

这段话是曾皙在畅谈自己的志向，值得仔细品读的是子路、冉有、公西华在谈论理想时，都不曾有音乐，而曾皙出场却对音乐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写。曾皙的理想正是孔子所赞同的，这样远大的理想同时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瑟，伴随着典雅音乐的从容。这个实例证明，孔子教育学生树立理想时，经常伴随音乐的引导与教育，充分彰显了乐以养志的重要作用。

 乐教的特殊性在于不需要通过文字或者其他符号来掌握，而是直接作用人心，表现为聆听、创作、表演等理论与实践相同的输出模式，因此也成为美育的有效形式。孔子重视乐教知行合一的作用，并展开一系列实践活动。在个人层面，孔子弦歌《诗经》，诠释“乐”对学生心灵、思想、情操的陶冶作用; 通过乐与诗的结合，施行对学生的教化，修缮人与人的情感、道德，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在社会层面，孔子“乐教”强调礼、乐共生，“乐”是有感于心的人类情感内在表达，“礼”是外化于行的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层面，孔子整理《诗经》文献，通过删诗正乐，驳斥郑声，纠正了当时鲁国混乱的宫廷乐舞，重归“乐”于“礼”的范畴。 

在孔子“乐教”审美实践中，孔门弟子逐步完善自身人格塑造，践行自己所学到礼乐知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子游。《阳货》篇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 “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 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20］这是子游在武城作县长，利用弹琴鼓瑟形式教育当地民众。孔子到达武城时，正好听到歌声，于是觉得子游有点儿小题大作。子游却义正言辞地说，是老师“乐教”促使我使用这样的方式让百姓产生仁爱之心，这样百姓才容易管理。孔子于是后悔自己说的话。子游能够突破老师局限，于小城之中践行乐教理论，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