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礼，要讲让

　炎炎夏日，一把精美的折扇是文人雅士的必备之物。这不仅仅是由于折扇本身可以带来微风，更重要的是，扇面的书画还可供大家玩赏，给人以心旷神怡、神清气爽之感。在中国的书画艺术中，扇面书画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其创作有很多讲究，比如，扇面的最右边叫“让边”，一般要留白以便于安装扇骨；款印和书画也不能紧贴扇面下沿，需要留出余量，以避免被裁剪。这些既是扇面书画的规矩，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说的是彼此之间都有个“容让”。

　　宽容大度，克己礼让，历来是为中国人所称道的优良品质和处事原则。在这方面，古人不仅留下诸如“让礼一寸，得礼一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脍炙人口的民谚俗语，而且与之相关的典故更是代代相传，孔融让梨、王泰让枣、瘦羊博士、“将相和”、六尺巷等都广为人知，耳熟能详。作为社会一员，日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处理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时时针锋相对，往往会导致事态的僵持和紧张；反之，若能处处秉持谦恭和礼让，则可以有效化解各种矛盾，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孟子曾言：“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在孟子的思考中，“侧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四德”的端序，他把“辞让”视为“礼”的最初形态。人心之中本然而内在的存有尊重他人的情感倾向，这能够引导人们具有谦恭礼让的态度。可以说，“辞让”之情的存在使“礼”的遵守成为可能。不过，“辞让之心”也仅仅是礼之“端”，并非“礼”的全部。在孟子看来，所有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之心，要想最终达成“四德”，还必须不断守护、扩展这四种情感。因此，就“礼”与“让”而言，“礼”作为一种兼具精神和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便是由“辞让之心”的扩充而得来的。孟子将“礼”的本源归结为“让”的扩充，这是由于他认识到，任何缺乏内在体认的规范体系都是难以发挥效用的。这实际与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思考是相通的。

　　“让”是“礼”产生的基础，同时，由于“礼”本身“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特性，所以礼中也无处不蕴含着“让”的精神。比如在诸多仪式中，经常会看到主宾之间“三揖三让”的礼节。在“士昏礼”中有：“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在“乡饮酒礼”中则有：“主人与宾三揖，至于阶，三让。”这就是说，主人迎宾会三次作揖，宾客则三次谦让，三揖三让之间表达的正是主对宾至高的敬意。

　　“礼”不仅能够体现“让”，它还是培育“让”之精神的重要方式。据《周礼》载，大司徒一职承担着教化民众、安邦定国的重任，其手段包括“十二教”“乡三物”以及“乡八刑”等。其中，他们会以“阳礼”避免互相争利，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谦让。据唐人贾公彦的疏解，所谓“阳礼”是指乡饮酒之礼，这是因为，“酒入人身，散随支体，与阳主分散相似，故号乡射饮酒为阳礼也”。我们知道，在乡饮酒礼上，无论是排列席次，还是互相敬酒，皆以年岁大小为序，以使参加者知敬让，养成谦恭揖让、从容守礼的道德风尚。相反，若是这种礼仪的教化缺失，就会导致社会失序，争斗频发，这就是《礼记·经解》中所言：“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

　　在日常生活中，“礼”与“让”二者时常合称，被认为是一种生而为人的美德，体现的是君子的胸怀和风度。儒家所推崇的上古圣王，无不具有“礼让”的品格。《尚书》中称赞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根据孔颖达的解释，帝尧不仅自身具有钦、明、文、思之“四德”，待人接物还能持守信实、恭勤、善能与谦让，“恭则人不敢侮，让则人莫与争，由此为下所服，名誉著闻”。到了春秋时期，“礼让”之德更为重要，“让”是“德之基”（《左传·文公元年》）、“礼之宗”（《左传·昭公二年》）、“德之主”（《左传·昭公十年》）、“礼之主”（《左传·襄公十三年》）的观念已经出现。在当时的人看来，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思。但过分争利就会产生妖孽，而道义才是利益的根本，所以人们应该争“义”而不是单纯争“利”。作为美德的礼让能够使人们重视义的存在，避免利益的快速积聚，进而缓解对私利的争夺。

　　礼让既是衡量个体德行的评价标准，也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孔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能够了解到该国的政事，原因就在于孔子虚怀若谷，“自卑而尊人”，时时处处坚持温和、善良、恭敬、节制和礼让。所以，汉人王充在《论衡》里就言：“温良恭俭让，尊行也。有尊行于人，人亲附之。人亲附之，则人告语之矣。”具备这样高尚的品行，能够让人如沐春风，更好地获得认可，从而乐于同孔子分享交流。这种境界和气象，是孔子精通礼乐的自然显现。

　　礼让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修养。因此，在重视家庭教育的古代社会，众多家训、族规中都含有与“礼让”有关的内容，比如唐人朱仁轨的《诲子弟言》有：“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唐宋之际的《太公家教》又有：“立身之本，义让为先。”清人张英所作家训《聪训斋语》则有：“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让为宝，左氏曰：‘让，德之本也。’”这些都意在告诫自家子弟应时刻谨记“礼让”。

　　礼让还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具有政治属性。《论语·里仁》记载孔子之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强调了“礼让”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国语·晋语》中说：“让，推贤也。”“礼让为国”的本质就是“推贤让能”，即把重要职位让给有德、贤能之人。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太王古公亶父生有三子，分别是泰伯、仲雍、季历。太王见季历之子姬昌有圣德，欲将“君位”传给三子季历，以便传给姬昌。为实现父亲的愿望，不使父亲为难，泰伯便同二弟仲雍出走至吴。泰伯多次把天下让给季历，以至于老百姓都不知道该如何来称赞他了。孔子对此特别推崇，称泰伯有“至德”。

　　“礼让为国”的进一步深化就是“禅让”。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云：“尊贤故禅”，“禅让者，上德授贤之谓也”。因此，“禅让”就是君主主动地将权力让于贤能之人，即推天下以贤。这应当是古代民主的最高体现，而尧、舜、禹无疑是其中的典范。《论语·尧曰》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禅位于舜并告诫他要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舜晚年传位于禹，也是如此。禅让体现的是尚德授贤、有德者居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这与孔子孜孜以求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是相契合的。

　　“礼让”为何能够对国家治理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礼让”之风带来和睦的氛围，有利于贤者各尽其能，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左传》中就有晋悼公时晋国将领们举荐贤能之人而自身“让位”的记载，士匄推荐荀偃率领中军，韩起、栾黡推荐赵武率领上军，晋悼公完全采纳，同时派遣栾黡率领下军，魏绛作为辅佐，并将新军附在下军里。这种礼让的风气使得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晋国因此而上下团结，后世也都受益。终晋悼公朝，晋国镇齐、慑秦、疲楚，天下不能与之争衡。另一方面，“禅让”抑或是卿相相让，“礼让”的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二者都是对位居上位者而言的，《礼记·坊记》言：“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君主或士大夫若能以礼让之道治国，就能够对民众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影响社会民风，这就是《大学》所讲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中国人做事讲求把握一个“度”，无过无不及。我们提倡“礼让”同样如此，并非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面对着仁德，即使是老师，也不能谦让。“让”与“不让”之间的“度”就在于是否符合仁义，合“仁”则“让”，不合“仁”则“不让”。用“仁”去衡量和取舍，就可争得有理、让得其所，体现出君子的宽广胸怀和高风亮节。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更能深刻体会到孔子讲“君子无所争”的深意。《论语·八佾》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对于乡射，孔子看重的是射礼内涵的贯彻与体现，并以此敦促参加者反身修己、谦和礼让，这种“礼射”之“争”，“争”中见“让”，立德正己，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争”的典范。

　　梁漱溟先生提出警告，毁灭人类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只知相争不知相让的人生态度。此种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能尊重对方，一味向外用力，而决不肯向内用力之人生态度，从来便是人类祸根。“屈躬下物，先人后己”的礼让精神正是消解这种弊端的重要资源。不与他人争功、争名、争利，礼让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行为。礼让崇尚的是有序、理性、分享的规则意识，还可以有效避免无序博弈的零和效果。恭谦礼让，与人为善，不仅应内化为现代人的气度与情怀，也应当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风貌。

　　原载：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