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下学上达:孔子的教育思想

时间:2022-07-21 浏览:2223

来源:《走进孔子》作者:舒大刚 2022-07-01 09:01

  引言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在历史上有许多称呼:当时的人们称他为“夫子”,夫子就是先生的意思;他逝世的时候,鲁哀公诔文称他为“尼父”,父是尊称;战国人称他“孔子”,就是孔先生的意思;西汉称他“素王”或“先师”,素王就是他有王者之德、王者之风,但是没有王者的位置,所以是“素王”,“先师”指开一代教育万世师表的人物;汉平帝时正式封他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称他为“文圣尼公”;北周静帝封他为“邹国公”;隋文帝时称他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后又改成“宣父”;唐高宗尊他为“太师”;武则天时称他为“隆道公”;唐玄宗升孔子为“文宣王”,“素王”是汉代经学家对孔子的称呼,“文宣王”是统治者正式给他的封号;宋真宗时称他为“玄圣文宣王”,后来又改称“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清顺治加封号“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恢复称“至圣先师”;民国时期仍然派大员来祭祀孔子,并且沿用“大成至圣先师”这一称呼。

  历代这些称呼都是褒称,而且这些褒称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大多称孔子为“圣”、为“师”,以“大成至圣文宣王”为例,根据苏洵《谥法》记载,“行道化民曰圣”,意思是说推行自己的道德主张来教化民众,这就是“圣”;“穷理尽性曰圣”,从哲学的角度、心理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穷尽这些义理、穷尽人性,这就是“圣”。关于“文”,苏洵认为“经纬天地曰文”“修德来远曰文”“道德博闻曰文”,这些都是孔子所具备的。关于什么是“宣”,苏洵认为“善闻周达曰宣”,就是把他的美名向四面八方宣扬出来,“诚意见外曰宣”,即内外表里如一。

  “大成”是孟子赞扬孔子集三代文化、古今圣贤之大成;“至圣”是说孔子是圣人中的“高大上”,是最高大的一个圣人。“先师”一词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周礼》记载“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当时有“师”“儒”之分。“师以贤得民”,就是说“师”是以贤明来获得人们的敬重;“儒以道得民”,“儒”是以知识和道义来获得人们的崇敬。“师”和“儒”实际在孔子以前是两种官职,这两种官职都要表率万民,一个是用自己的德行,一个是用自己的知识和道理。韩愈讲得更清楚,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真正承当“先师”之任的孔子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评价孔子最核心的、最主要的就是“师”,从事教育、从事教学、从事人才培养,是孔子终生的事业,也是他影响千秋万代甚至影响人类的一代伟业。本文将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介绍孔子的教育思想。


曲阜孔庙大成殿

  一、六艺——全能教育

  1.六艺与七十二弟子

  孔子的教学重视全能教育、全方位训练,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不仅指今天所说的有礼貌、有秩序,古代的礼包容非常广,有吉、凶、军、宾、嘉五礼,还有若干小类,有所谓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所有的制度典章、行为规范都在礼的规范当中。乐有“六乐”,包括《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是从尧舜一直到周代的音乐。射也不是简单的射箭,有“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即五种射箭的技巧、理论和技能。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同射,臣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御的讲究也非常多,有文车、武车之分,因为古代打仗是战车,出行外交则坐文车,走到哪个地方该怎么驾、该怎么行礼都是有讲究的。书是“六书”,包括书法、“六书”的原理、文字的含义等。数指“九数”,包括各种计算,如工程计算、面积计算等。

  这些技能都是当时士人服务于社会必备的技巧。孔子认为“君子不器”,是说不要成为一个具体的、简单的用具,君子应该是全能的、全面的。又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儒是全面的儒者。《史记》记载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就是能够全面掌握这些技巧的有七十二位,这七十二位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里都有记载,只是人数有多有少,人名不完全相同。

  简单来看,礼、乐就是当时的文明制度,主于教世,即教化世人;射、御是当时的武艺和技能,是战备制度和技能,用于救世;书、数是文化知识,用于治理社会。这几种知识都具备,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知今知古,精文精理,通艺通技,无施不宜,无往不利。因此,当时很多国君既想用孔子又怕用孔子。想用,是因为孔子的弟子都是人才,每个人都能担当重任;怕用,是怕他的弟子团结起来造反而驾驭不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儒家是不主张造反的,是为君子统治服务的。

  2.六艺对历史的继承——乡三物

  儒家经典《周礼》中记载了教化万民的“乡三物”:“(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宾兴之”就是把他作为珍贵的人才举荐,“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讲的“六艺”就是从这里来的。“六德”属于内在的品质,也包括政治的;“六行”属于伦理的品行;“六艺”属于知识技能。这是孔子对历史的继承。大司徒既以这三种品德和知识教化万民,又以此为标准来推荐优秀人才。

  3.四科造士

  孔子在继承六艺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展。《礼记·王制》曰:“《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将诗、书、礼、乐分成四科,一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德行这一科是非常优秀的。二是“言语”,相当于今天的外交辞令,比较突出的学生有宰我、子贡等,尤其是子贡。一次吴国要攻打鲁国,鲁君派子贡去游说吴国,子贡就说你打鲁国没意思,鲁国那么弱,你不打它,它也会听你的。吴国就问哪国最强,他说齐国最强,你敢不敢惹?吴国当时正如日中天,于是就跟齐国开战,结果吴齐强国两败俱伤,鲁国反而安全了。三是“政事”,杰出学生主要有冉有和子路。四是“文学”,指古代文献,也就是当时的经学,杰出学生有子游、子夏。


北宋佚名《孔子弟子像全卷》(局部)

  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的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六经——全智教育

  1.四经

  前文所说的“六艺”培养出的是操作性较强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缺乏信仰,缺乏哲学。因此孔子晚年就对此做了补充、改造,尤其是周游列国之后修订了《易》《春秋》,形成了“六经”。孔子之前是“四经”,《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赵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管子》:“泽其四经。”尹知章注:“四经,谓《诗》《书》《礼》《乐》。”《史记》称:“孔子闵(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

  2.六经形成

  《庄子》中记载,孔子继“旧法、世传之史”,“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用这“六经”来教授学生,尤其是对“六经”进行了新的阐释,加入了很多仁义、道德,还包括民本、秩序等方面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经典。《庄子·天道》篇说孔子“繙‘十二经’以说”。一种说法认为十二经指六经六纬,也有人认为是大“六经”、小“六经”。大“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小“六经”是具体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教材。《孔子家语·本姓解》也讲到:“(孔子)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这样就形成了“六经”。


《圣迹图·删述六经》

  3.六经异说

  有人认为,“六经”讲的都是历史,不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孔子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如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一》:“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虽然“六经”的内容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是“六经”作为经典文献,是孔子定下来的。虽然“六经”的内容在以前就有了,但是只是记载历史事件,没有从历史事件中总结规律、道理,这些规律和道理是孔子总结出来的。就像《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它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历史书籍,但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里面贯穿的义理是孔子灌输进去的。

  也有人说“六经”在孔子那个时候不存在,是汉代的人整理出来的,这也是不对的。郭店战国竹简《六德》记载:“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说明在战国时期,这“六经”已经形成,而且成为一个体系,它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

  4.六经益智

  “六经”不仅是历史故事,它也是有内容的。《庄子·天下》篇记载孔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然《诗经》今天还在,但通常是把它讲成文学著作,把有些诗篇讲成纯粹的男女爱情,或者说成是劳动人民反抗,这些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诗经》本意。古代写诗,不像现在这样大胆直白,并且这些诗歌的作者恰恰不一定是青年男女,而往往是士大夫的身份,借以表达自己不得志及知音难遇的心情。比如屈原的《离骚》,诗中大多是用一种如怨如慕的笔调,所写内容大都是香草美人,但我们不能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认为屈原是在埋怨、怨恨楚怀王抛弃了自己,认为屈原是一个弄臣,这就是不知道古代文学委婉表达感情的方式而致。所以《诗》是用来道志的,不完全是言情的;“《书》以道事”,《书》是讲历史事件的;“《礼》以道行”,《礼》是讲行为规范的;“《乐》以道和”,《乐》是讲怎样和谐、融洽相处的,怎么妥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易》以道阴阳”,阴阳就是哲学;“《春秋》以道名分”,名分不是讲等级,而是讲秩序,在哪一个等级,就要做符合哪个等级、哪个身份的事,也就是齐景公问孔子,孔子所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就是讲的名分,无论是国君还是士大夫、卿、士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

  《荀子·儒效》也有类似言论:“《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的话也这样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于治一也”,“六经”也称“六艺”;“《礼》以节人”,《礼》是用来节制每一个人的言行的;“《乐》以发和”,就是表达和谐感情的;“《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神化就是把神秘的变化展示出来,“《春秋》以义”,义就是原则、规范。这与《庄子》说“六经”是一致的。

  5.六经载道

  “六经”也是载道的,指孔子把他的主张、理念贯穿于“六经”之中。《汉书·翼奉传》记载:“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其中,“天地设位”,指自然界秩序的形成;“悬日月”,就是日月悬在空中,白天太阳运行,晚上月亮出来;“布星辰”,像北斗星、二十四宿布满天空;“分阴阳”,分白天黑夜;“定四时”,指四季交替;“列五行”,是把金、木、水、火、土列出来,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以视圣人”,这些现象客观上陈列在那里,但是普通人感觉不出来,只有圣人一看到就能感觉到;“名之曰‘道’”,就是圣人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阐释出来、解释清楚、传播出去,这就是“道”。“道”其实就是解释天地为什么这样形成,日月为什么这样运转,星辰为什么这样分布,其运行表达什么意思,阴阳的原理是怎样消长的,四时是如何形成的,还有推算历法,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相胜相生的关系,这就是“道”。

  “道”在哪里?“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圣人从自然界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体会人们该怎样去做;“故画州土”,就是把行政区域划为九州或十二州;“建君臣”,指把君臣之间的关系确立下来;“立律历”,制定历法是古代帝王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陈成败”,把历史的经验总结出来;“以视贤者”,圣人把这些规律写出来给贤者看;“名之曰‘经’”,“经”里面就包含这些东西。

  《尚书·禹贡》主要讲的是划九州,《尚书·洪范》主要写的五行,《周易》讲阴阳,《春秋》讲等级、成败,《礼记》里讲礼经也讲君臣之义。也就是说,“六经”所记载的既是天道,又是人道,也是地道,甚至还探讨阴阳,也就是所谓的鬼神原理。“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贤者见到这些经,就知道我们当下该怎样去做,因此说《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道理、主张和规范的,孔子用它们来教育学生,教出来的学生也非常优秀。

  6.六经与五行

  《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五经”不是随意选出来的,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一个与五常相对应的、完善的体系。《乐》是让人们精神快乐的,代表着仁的情怀。《诗》是正言的,古代外交辞令要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主题和想法,否则没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因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诗经》表达义的原理。《礼》是讲行为规范的,告诉人们怎样身体力行。《书》记载了尧舜至西周时期的重要文诰和事件,让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这样会增加人的智慧。《春秋》下笔很有考究,它将褒贬寓于措辞之中。如“天王狩于河阳”一句,表面是说天子到黄河之北去巡狩,实际背后隐含的是晋文公称霸,要在河阳举行会盟,他想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就把周天子叫过来为他作证。按历史的本相,应该是晋文公会盟诸侯于河阳,召天子来作证,但是这样就会违反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等级,对周天子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走在哪里都不需要请,更不能召,而是自己主动地想去哪就去哪。所以孔子在修《春秋》的时候就采取主动的笔法,叫“天王狩于河阳”,表达了他尊崇周天子、贬斥称霸之人不懂规矩的主张,所以说《春秋》可以“断事”。“五经”里包含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汉书》书影

  但是只有这五者还不够,还缺乏一种哲学思考、哲学原理。“而《易》为之原”,《易经》讲的是阴阳,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源头,所以“五经”里都涉及阴阳问题;而阴阳又代表仁义,“五经”里也都涉及仁义问题。因此,“六经”的选择是有科学依据的,是相互制衡、互为支撑、互为配合的。

  7.六经的功能

  《诗》是抒情文学,故长于真情实感;《书》是历史记录,故长于明事纪功;《礼》是行为规范,故长于制度文明;《乐》是音乐作品,故长于和乐盛美;《易》讲天地阴阳,故长于运数变化;《春秋》讲是非名分,故长于社会治理。“六经”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塑造“仁义”之士,共同促进天下文明与和平。

  古代“六经”代表了文学、美育、历史、政治、哲学、社会学、行为学甚至语言学等各个方面。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就曾称“六经”可以统天下一切学术。如果掌握了“六经”,再去读之后各家的学术,就可以像犀角分水一样迎刃而解。

  8.六经教化

  《礼记·经解》述“六经”之教的效果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意思是说,到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教化:如果这个地方的人能说会唱、温文尔雅,待人敦厚,那一定是《诗经》的教化在起作用;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对历史事件、历史典故很熟悉,那肯定是《尚书》的教化盛行;如果一个地方的人都非常豁达、潇洒、风流,这是《乐经》的教化在起作用;一个地方的人思想非常缜密,考虑问题非常深刻,一定是《易经》的教化在起作用;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恭俭庄敬,那就是《礼》的教化在起作用;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注重自己的语言,那一定是《春秋》的教化在起作用。由此可见,“六经”的教化是很明显的。

  所以“六经”既是历史的记载,又是道理的记载;既是教化的经典,又是益智的教科书。它是兼有德育、智育、美育甚至增加情商、信仰的经典。所以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是全方位的。

  三、君子——全德教育

  (一)形形色色的人格

  孔子有非常明确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君子。君子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全德教育,即完全德行的教育。孔子把一个人的成才分成很多类型,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必须要形成自己明确的教育目标。

  不仅孔子,放之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教育家必须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如西方古希腊的“智者”教育,重视智慧、知识的培育;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教育,重视勇敢、道义的培育;英国的“绅士”教育,重视礼貌的培育;日本的“武士”教育,重视勇敢、战绩的培育;其他一些国家重视现代“精英”教育,培育不仅有领袖气质还要有大众情怀的人。作为教育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才能完成好教学任务。

《圣迹图·杏坛礼乐》

  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教育目标,比如道家提倡的是“无为”的隐士;墨家提倡的是敢于牺牲的义士;名家提倡能言善辩的诡辩家;兵家提倡能够出奇制胜的智谋者;农家提倡亲自耕作,耕而食、织而衣的劳动者;法家提倡不避亲属、不分贵贱、依断于法的铁面法官;阴阳家提倡善于推算历法的、神秘的方士;儒家推崇的则是文质彬彬的君子。

  (二)孔子论人格

  孔子把人格分成很多类型,包括匹夫、士、成人、圣人和君子,而君子是最理想的人格形象。

  1. 匹夫

  匹夫就是有志气的、能够坚持操守的自由人。因此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说匹夫有自己的操守、荣辱观以及是非观。但是这种匹夫只知道小义小节,而不知大义、大节、大道,所以孔子与他的学生讨论管仲是不是君子的时候,把匹夫与君子区分出来了。管仲曾跟随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公子纠死后,齐桓公听取鲍叔牙的建议,要重用管仲。孔子的弟子子贡问,齐桓公把公子纠杀死,而管仲没有死,反而做了他的相,还帮助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样的人能算君子吗?孔子回答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山戎南下,齐桓公靠管仲的辅佐,将山戎打败,从而保证了华夏民族文化不被中断。要是没有管仲,大家都得披散头发,是管仲捍卫了华夏文化。“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如果管仲当时像匹夫匹妇一样,主子死了,自己也去殉君,君辱臣死,后来这些建功立业的事情就没了,华夏文化也将变了颜色,如果是那样有什么好呢?所以孔子说管仲的“义”要比匹夫匹妇高,管仲守的是大节大义,这是匹夫跟君子的区别。


管仲塑像

  2.士

  士最早是一种等级。士上面是公、大夫,士下面是庶人、工商、皂隶。《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士在后来逐渐成了追求文化或理想的一群人,包括文士和武士。管仲治理齐国的时候,把士农工商分开,士处于“闲燕”之地,即让他们在较好的氛围中传习文化。

  士是有知识的,孔子就说“推十合一为士”。“十”是十种知识,古代“十”表示多,把多方面的知识合为一个然后提炼出来就叫“推十合一为士”,学了很多知识,又会分析归纳,这就是士。

  士是有担当的。《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这个“事”就是能够任事的意思,具有担当,敢于做事。士还要弘毅,要能够坚持,有恒心。《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说,士要追求道,又要能吃苦耐劳。《论语·宪问》:“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不能只想着居住安稳,要善于去追求。

  士又是善于学习、努力学习的人。士还能够办事情,“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孔子家语·五仪解》书影

  但是士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功利,没有达到超然的人格,所以士是“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就是士会想着去求利牟利,但是会先义后利。《论语·颜渊》篇记子张以“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之士为士之“达者”,孔子却反对他说:“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意思是说,士还处于谋求成功、谋求回报、谋求利益的阶段。又如《荀子·子道》:“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荀子·劝学》:“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士还是追求中的人。

  3.成人

  士之后,如果几个方面都获得了一定成就,当时叫“成人”,意思是成为一个比较有担当的人。子路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成人时,孔子说“若臧武仲(臧孙纥)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假如这个人有一定的知识、才能,或者很勇敢,但是外在表现方面还受礼乐的约束,这就叫“成人”。为什么这种人不叫君子呢?因为他缺乏信仰。

  4.圣人

  孔子理解的“圣人”很简单,“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圣人。内在修成君子,外在能够让百姓受益,这就是圣人。有德、有才、有能、有识,还要有位,能够建功立业,这就是圣人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君子成功了就是圣人,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圣人退回一步就是君子,君子进一步就成圣人。

  5.君子

  君子兼有士、成人所拥有的优点,同时又有更多的修为。最早的君子是“封君之子”的意思,凡是接受了封赠就叫“君”,君的长子就是“君子”。古代的君子很有修养,他们从小接受诗书礼乐的教化,同时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培养,此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国家及天下安稳的责任。当时的“封君之子”是有教化的,所以“君子”一词逐渐就成了有修养的人的代称,甚至还成了很多女孩追求的理想对象,所以《诗经》里有好多篇章写女子对君子的追求,如《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未见君子,忧心惙惙”等。

  在我看来,孔子眼中的君子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

  《论语·宪问》里记载了孔子的话:“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认为君子首先有仁德,仁者爱人,没有忧惧;其次是君子很有智慧,没有看不懂的事情;最后,君子还应该具有勇敢的精神,无所畏惧。美国思想家威尔·杜兰特也认为:“孔子心目中的完人是一个哲圣兼备的圣人。孔子心目中的这个‘超人’,是兼备苏格拉底的‘智’、尼采的‘勇’,以及耶稣的‘仁’,这个三达德的完人。”可见,仁、智、勇三者的结合是中西方最美的人格,但是儒家的君子还有更多的修养和追求。

  孔子在《论语·尧曰》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认为君子应具备高尚的信仰,他所说的“命”是天命、使命、命运。《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的“畏天命”就是敬畏天命、敬畏命运的意思。天是莫之为而为者,命是莫之致而致者,也就是客观性和必然性。

  君子“内省不疚”“乐天知命故不忧”,他知道天命、自然及规律,所以不忧,在做事的时候就会掌握好分寸,所以“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就是在恰当的时机来掌握中庸。

  君子具有仁义情怀。《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次”就是紧迫,“颠沛”就是不如意,无论是仓促、急迫时刻,还是落魄潦倒的时候,君子都不会忘记仁义。又“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适”就是绝对服从,“莫”就是绝对否定。君子做事时不是绝对服从也不是绝对否定,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义,合不合乎原则。《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意思是说,君子心中坚持的是正义,表达出来就是要遵守礼教。

  君子具有高尚的志趣。君子重义轻利,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如“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穷但是穷得有骨气,穷得有底线,小人则没底线、没规矩,无所不为,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还有优良的处事态度。“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求诸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泰而不骄”“人不知而不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君子远远看上去非常庄严,走近了实际很温和,听他说话又非常有原则。

  综之,从中西方融合、贯通的角度来理解君子,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应该更为丰富,具有前述古希腊“智者”的智慧和技能,欧洲“骑士”、日本“武士”的勇敢和正义,其他国家“精英”分子的担当和亲和力,以及释迦的悲悯等,再加上英国“绅士”的礼貌与温和。如此,才当是孔子心目中真正的理想人格。

  四、经济——安邦教育

  孔子的教育不是把人塑造成君子后就供起来,或者是躲到深山里修道,而是要进入社会,要安邦。所以孔子进行的是安邦教育,要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国家稳定。这在他的下列语句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意思是君子学了道就可以有仁者情怀,能够爱人。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习好了要进入仕途,要治理社会、治理天下。

  《大学》里有更全面的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可以说,儒家教育是积极入世、内修外现的教育,同时还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如《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大学》书影

  五、三统——安魂教育

  君子的目标确定下来后,就要确定信仰。孔子深通古代文化,他从古代文化中总结出了“三统”理论。“三统”是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信仰体系。《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忠”,重视天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价值观上是“尚质”,重视祖先;“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文”,注重仁义礼乐。“天命”和“天道”,“鬼神”和“孝悌”,“礼乐”和“仁义”,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中国“天人相与”“鬼神无欺”“敬天法祖”的信仰系统,“仁民爱物”“诗书礼乐”“文明秩序”的文化系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博施济众”“民本”“法治”的政治系统,加以提炼,即“道”“孝”“仁”,分别代表尊重自然、尊重祖宗、尊重民意的价值取向。后来荀子提出“天地君亲师”信仰,成为中国人的主流供奉。这一信仰非常重要,因此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没有信仰是不行的。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人均GDP一千美元时,人们处于温饱状态,要树立的是信心问题;到了人均三千美元的时候,需要信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造成了贫富分化,要确立民众信任政府会调解好两极分化的问题;等人均六千美元时,需要的是信仰,没有信仰,人们的精神就会缺失,就会无所适从。

  从人的追求来说,人有四种境界:一是动物境界,要追求生存;二是功利境界,要追求成功;三是道德境界,要追求好的名声;四是天人境界,知道自己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生命从何而来,生命又将往哪里去,也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临终关怀。我们现在需要找回信仰。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

  201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用西方的宗教信仰来衡量一切。孔子“三统”理论,为中华民族构建了“终极关怀”、“临终关怀”和“现实关怀”,是自足的、完整的,也是现实的、可行的。

  结语

  孔子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专职教师,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注重“全能”“全智”“全德”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身通六艺”,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弟子,还删修“六经”,传承文明,启迪智慧,成为诸子百家的先驱,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东方的轴心时代。他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系统的教育理论,包括教育目的(造士、安邦)、教育方针(有教无类)、教育规律(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教学方法(启发式、激励式)等,使教育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文化传承和文明再造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他确立的“君子”人格和“三统”信仰,更是培养完美人格和合格公民的重要指标,如果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当今教育事业和文化建设都不无借鉴价值。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