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丨袁济喜:“温柔敦厚”的生成与美学价值

时间:2022-06-16 浏览: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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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敬德书院学术委员  袁济喜


“温柔敦厚”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经解》。孔颖达疏引皇氏(侃)云:“此篇分析六经体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经解》篇是概括六经之旨的,即用一句话来概括六经是讲什么的。最早提出六经之名并简单概括六经之旨的是庄子。《庄子·天运》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的作者不仅是对六经内容进行简单地概括,而是既论六经之旨,同时又以政教的眼光论其得失,这比《庄子·天运》篇则进了一步。《经解》原文如下: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礼》者也。属词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〇释“温柔敦厚”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又释“《诗》之失愚”说:“《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愚。”又释“温柔敦厚而不愚”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依照孔颖达的解释,温就是指脸色的温润,柔则是指情性和柔。二者是表里相合的概念。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结果。


但过犹不及,过分敦厚则失之于愚。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方术传》中论曰:“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硋或同。若乃《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然则数术之失,至于诡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斯深于《书》者也;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者多迷其统,取遣颇偏,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也。”范晔强调即使对于方术,也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如果过分沉迷其中,则会适得其反,明者求其中道而已。温柔敦厚而不失之于愚,则是深于《诗》者,可见,孔子的中庸思想同样适用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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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从人格角度来说,就是将“允执其中”作为一种品德来培养,形成自觉的人格境界。在传说的《尚书·舜典》中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颖达疏:“直而温”曰:“教之正直而温和,宽弘而能庄栗。”这是指乐教所达到的人文品格。明代宋濂《故朱府君文昌墓铭》中指出:“诗之为教,著于礼经。温柔敦厚,本诸性情。君子读之,岂惟多识?玩其指归,感善惩逸。我甑生尘,我衣悬鹑,非义之物,肯受诸人?如斯学经,庶可无愧。”也是说的这层意思。


儒家强调人的内心世界必然见之于外在形貌上面,因此,温和品德也通过彬彬有礼的仪容举止、服饰打扮而各以彰显。《礼记·聘义》曰:“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礼记·祭义》记载:“孝子将祭祀,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以修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将弗见然。及祭之后,陶陶遂遂,如将复入然。是故悫善不违身,耳目不违心,思虑不违亲。结诸心,形诸色,而术省之。孝子之志也。”这是描绘君子在祭祀时的内心虔诚与容貌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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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经典中,“敦厚”一词往往成为一种厚德载物的品格。《周易》上经坤卦《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民德归厚,成为儒家的政治理想。《论语·学而》记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而帝王统治百姓,同样需要怀柔的策略。《礼记·中庸》以诗的语言赞美:“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这种正大光明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念的同一,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人生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同样也影响到先秦两汉的文艺思想。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温柔敦厚》中曾引证郭沫若《周彝铭中之传统思想考》一文,指出“中”的思想溯自殷周时代的传统观念:“德字始见于周文,于文以‘省心’为德。故明德在乎明心,明心之道欲其谦冲,欲其荏染,欲其虔敬,欲其果毅,此得之于内者也。其得之于外,则在崇祀鬼神,帅型祖德,敦笃孝友,敬慎将事,而益之以无逸。”朱先生对此发挥道:“所说的君臣之分、‘中道’,以及‘谦冲’‘荏染’‘敦笃孝友,敬慎将事’等,‘温柔敦厚’一语的涵义里都有。周人文化,继承殷人;这种种思想真是源远流长了。而‘中’尤其是主要的意念。”这段话指出了“温柔敦厚”的思想渊源。


在《诗经》这部文学作品中,“温柔敦厚”是以文学的审美意识展现的。诗歌的抒情言志,与直接的政治文告与论说文不同,它不是采用直接的概念表达,而是通过委婉曲致、一唱三叹的手法得到表现,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比兴手法。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指出:“《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刘勰强调《诗经》用比兴的手法,通过婉曲的词藻与温柔敦厚、一唱三叹的吟咏,达到了深切感染人心的效果。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这一篇讲演中,将中国古代的诗歌总结了几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指出《诗经》中有一类表现手法叫做“回荡的表情法”。他列举了《诗经》中的五篇著名作品,其中有一首叫《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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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击节叹赏:“那《柏舟》篇,大约是一位女子,受了家庭的压迫,有冤无处诉,都是表一种极不自由的情感。他的表情法,和前头那三首都不同:他们在饮恨的状态底下,情感才发泄到喉咙,又咽回肚子里去了。所以音节很短促,若断若续;若用曼声长谣的方式写这种情感便不对。”梁启超卓有识见地指出,《诗经》中的这种情感表达法,映照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含蓄蕴藉,一唱三叹的表现法,正是我们民族所独有的,而“温柔敦厚”这一术语,是再确切不过地概括出了这种文化心理,他为此断言:


我们的诗教,本来以温柔敦厚为主,完全表示诸夏民族特性,《三百篇》就是唯一的模范。《楚辞》是南方新加入之一种民族的作品。他们已经同化于诸夏,用诸夏的文化工具来写情感,搀入他们固有思想中那种半神秘的色彩,于是我们文学界添出一个新境界。


梁启超用“温柔敦厚”来概括中国的诗教,这一概念实际上被后人赋予中国诗性文化心理的蕴涵,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含蓄蕴藉这一类诗话中常用的词语,实际上都与温柔敦厚相关。梁启超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出华夏诸民族的特性,这一看法可谓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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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也得到当代学者的认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引证了《邶风·柏舟》《王风·黍离》《秦风·蒹葭》《小雅·采薇》这些诗篇的名句后指出:


虽然这些诗篇中所咏叹、感喟、哀伤的具体事件或内容已很难知晓,但它们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或喜悦或沉痛的真挚情感,和塑造出来的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那种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语言形式和委婉而悠长的深厚韵味,不是至今仍然感人的么?它们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古代长篇叙事史诗,而是一开始就以这种虽短小却深沉的实践理性的抒情艺术感染着、激励着人们。它们从具体艺术作品上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


李泽厚这里虽然没有用温柔敦厚这一说法,但他分析的《诗经》影响后世的思想感情与艺术形象,与温柔敦厚的蕴涵完全相符。他指出:“它们从具体艺术作品上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这一思想后来经过演化,积蓄了中华美学的内在意蕴,成为中华审美心理。


当然,对于温柔敦厚的精神意蕴进行奠定的还是孔子。孔子评价《诗经》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就是说,《关雎》这首诗,既表现了爱情的欢乐,同时又不失之过分;既抒发了爱情不能实现的哀感,同时又不流于伤悲,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种中和之美。孔子进而认为,整个《诗经》都体现出了这种符合礼度的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和之美才能培育出理想的人格,陶冶人的高尚情操,而一切不符合这种审美标准的民间俗乐,都令人深恶痛绝。司马迁曾指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强调孔子的文化贡献,在于将《诗经》经过整理后,适合礼乐之教,形成六艺之教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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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说的提出,也是西汉士人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而倡导的美学思想。西汉晚期的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批评秦朝政治:“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这些都是从历史成亡教训的角度对秦朝与汉朝政治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具备了鲜明的文化反思的意味。


西汉梁孝王的门客邹阳在含冤入狱后,在狱中上书时恳切陈情:“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逆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这是用秦朝与士的关系,规劝梁孝王以古为鉴,善待士人。西晋文人曹冏在《六代论》中指出:“始皇听李斯偏说而绌其议,至于身死之日,无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托废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赵高之徒,诛锄宗室。胡亥少习刻薄之教,长遭凶父之业,不能改制易法,宠任兄弟,而乃师谭申、商,谘谋赵高;自幽深宫,委政谗贼,身残望夷,求为黔首,岂可得哉?遂乃郡国离心,众庶溃叛,胜、广倡之于前,刘、项弊之于后。”他们都批判秦政的特点是刻薄残忍,不施仁义,可谓鞭辟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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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礼记·经解》的“温柔敦厚”之说,生发于此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可谓是对于秦政的纠正与反思。《淮南子·泰族训》中指出:“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这一段话与《礼记·经解》中的温柔敦厚的话语应当出自于西汉同一时代,是西汉王朝有鉴于秦朝刻薄寡恩、猜忍残暴的人性论与政治哲学而提出的文化思想,延伸到诗教领域,乃是为了重构诗乐教化体系,用“温柔敦厚”修复华夏民族被秦政摧残殆尽的人际关系。关于这一点,钱穆曾指出:


《诗经》三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以上之久。


这可以说是对于《诗经》中呈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道德类型作了精准的概括。东汉班固等人编著的《白虎通义·宗族》中论宗族的作用时指出:“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温柔敦厚之说正是协调人际关系,使汉朝的文化破除秦朝统治的刻薄残忍、恢复周代礼乐文明的宗法伦理关系。


中和思想是中庸之道的基础,是温柔敦厚思想的抽象化与哲理化。《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郑玄注:“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孔颖达疏“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其养育焉。”如果说,《礼记·经解》提出的“温柔敦厚,《诗》教也”,是从外在的教化层面去谈人格培养,那么中和思想则是强调内在心性才是温柔敦厚人格的根本。《中庸》提出:“《诗》曰:‘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相反,如果不从根本去加以涵育与修炼,温柔敦厚至多是一种人格装璜,后来宋代的理学家将温柔敦厚与心性修养相结合,正是基于此而立论的。这样,温柔敦厚不仅是一种人格境界,而且获得了哲学本体论的支持,成为一种心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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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袁济喜《“温柔敦厚”与华夏审美心理》,原载于《国际儒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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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 水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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