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入世精神

与传统佛教的出世主义正好相反，中国儒家自创立之日起就注重入世。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了“用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为了“济世”，老夫子更亲率弟子“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累累若丧家之狗”（同上）。他虽然对管仲的越礼行为颇有微词，却推崇其“相桓公，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用世之心，济世之情，溢于言表。

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主张“用世”，提倡“济天下”。他曾对齐王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并把自己视为“名世之士”，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同上）孟子的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来更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

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均提倡“入世”、“用世”，就连董仲舒那样的儒者，虽然一再声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仍强调“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降至宋明，理学家们更把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大学》抬到“四书”的地位。

宋明新儒学的学术重心，在于心性义理，讲修心养性、成贤做圣。但是，修养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成其为圣贤？朱子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事物，在一室闭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的圣贤，亦无不通变之圣贤，亦无闭门独坐之圣贤。”（《宋元学案·朱子学案》）二程也主张圣贤应该是管事的圣贤，“入世”的圣贤，反对学佛者多要忘是非，认为“是非安可忘，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可忘”，又说：“人恶多事，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人事不叫人去做，更叫谁做。”陆九渊更以“同体大心”来说明“宇宙内事乃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分内事”（《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適更把“忧世”看得比“仁”更重要，他说：“读者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適集·赠薛子长》）。

两宋之后，有感于宋之灭亡，儒门学者对于“凭空蹈虚、高谈性命”更为深恶痛绝。明之宋濂便宣扬“真儒在用世”，主张“生有补于世，死有闻于世”（方孝孺：《送方生还宁海》）；黄绾、方孝孺等更直接提倡“经世之学”，主张“以经纶天下为己任”，明言“儒者之道……无有不达乎世务而可以为儒者”（方孝孺：《庞统》）。明清之际及清代的一大批儒门思想家更大讲“经世致用”，明确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二十五》），“愚所为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与友人论学书》），把“为学”与“天下国家”、“明道”与“救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文不关于经术政事者，不足为也”（《国朝汉学师承记》）。朱舜水则提倡“经邦弘化，康济时艰”（《朱舜水集》）。清之汪中，承傅山、王夫之传统，“有志于用世，而耻于无用之学”（《与朱武曹书》）。龚自珍、魏源更大声疾呼：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探世变者，圣之至也。

纵览儒学的历史发展，自先秦至明清凡二千余年，始终有一条主线贯串其中，即志存天下，积极用世。中国儒家的这种入世精神，现在有些学者亦称之为“忧患意识”，而最能体现这种“忧患意识”的，当是宋代范仲淹的如下一段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中国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还有一副对联对它做了一个十分生动、简练的概括，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果把这些话同佛教有关隐遁潜修、心外无物等说教联系起来，应该说，二者真是“不同彰彰”也！

——摘自 赖永海  《佛学与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