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之道及其启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时间:2021-12-23 浏览: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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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守中书院创始山长,明伦书院名誉山长。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发起人兼召集人。著有《世说学引论》《论语新识》《世说三昧》《四书通讲》等著作二十余种。


作为“书院文化传承与教育改革创新“高峰论坛暨第七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的重要组织成员,刘强教授积极为论坛提供论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之道及其启示》,并做主题演讲。现结合论文,分期刊载,以飨读者。


本文接续上期推文:《刘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之道及其启示——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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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师”,孔子以一人之力,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其门下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余人,形成了春秋末年最大的“学术与教育共同体”,孔子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及教育成就首屈一指,古今中外罕有其匹。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此可谓孔子教育之宗旨。大意是: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尊卑、高下、贤愚的等级差别。《论语集解》引马融注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朱熹《集注》称:“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盖孔子认为,“人之根性虽近而有等差,加之习性相乖,出身不同,故有上下、智愚、贤不肖之别,‘实质平等’非不欲也,实不能也。故其兴办私学,有教无类,盖欲通过机会、起点之平等,弭合出身、根性之不同,此真大悲心、大愿力也”。[1]广义地说,整部《论语》几乎可谓孔子的教育实录。举凡邦君、大夫、士人、乡人、朋友、儿子、弟子甚至是“鄙夫”,皆孔子教育之对象。可以说,孔子所倡导的正是一种“全民教育”。


在此基础上,再去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感觉会大不一样。既然是“有教无类”,则教的范围一定包括“民”,故“由之”本来就含有“教之”之意,而“不可使知之”则是说,通过“教之”,虽然不可使“知之”,至少可以使“由之”(也即“行之”或“用之”)。就此而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是客观表达“教民”之结果。孔子说“有教无类”,与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皆是出于对“民性善”的基本信任。《白虎通义·辟雍》篇所谓“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故无不教之民”,正此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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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以往对于此章的解读,多停留在对“束脩”的辨析上。有以束脩乃贽礼之物,即十条干肉之薄礼者,也有以束脩指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者。正如《礼记·曲礼上》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训,《易·蒙》有“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之言,皆为强调尊师重教之礼。故朱熹说:“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连《老子》第二十七章都说:“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


以上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我以为,这句话的重心不在前而在后,孔子所要强调的绝非“行束脩”之礼,而是“有教无类”!“吾未尝无诲焉”,其实就是宣布:我的私立学校不设“门槛”,不论“出身”,只要有向学之心,明尊师之礼,均表欢迎!试想,这在教育被上层贵族垄断的春秋时代,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创举!美国学者顾立雅在评价孔子的教育理念时说:“他的确在倡导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协作社会的成员。他还提议,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应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并让他们得到政府机构的位置。做到了这一步,他情愿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治理国家。他还相信,全体人民最终会有能力对善恶之官员做出区分的。”[2]可以说,“有教无类”的目的就是开发民智,促进阶层的上下流通,打破等级制度带来的资源垄断和身份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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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孔子之所以提倡“有教无类”,恐怕与其个人的成长史大有关系。孔子虽系殷商王族之后,但至其父叔梁纥时已家道中落,孔子又系庶出,加上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贫寒孤苦,确实是一介布衣。《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可见孔子在社会阶层上,颇以“贱民”自居,未尝以“君子”自任。须知“君子”一词,本指“君王之子”,即在位有爵之人。严格说来,孔子及其门下众多寒门弟子在社会地位上皆属“小人”阶层。但孔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性相近,习相远”——无论出身于“君子”还是“小人”阶层,作为人的本性也即“忠信之质”是彼此相近的,都可以通过“好学”达到更高的境界。孔子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等级壁垒,赋予“君子”以更为深刻的道德内涵,使“君子”成为一高于世俗爵位的理想人格。当他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时,等于在宣告:“贵族君子,宁有种乎!”毋宁说,孔子主张教育的权利平等,不是受到任何理论和主义的蛊惑,而是基于对人性和自性的一种大确信!


不过,作为一个智者,孔子对于人性觉知能力的确信是整体性的,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当然存在着先天或后天造成的种种差异。故“性相近”绝不等于“性相同”,“有教无类”也并非“有教无别”。也就是说,“有教无类”是强调“机会平等”,却不能承诺“效果平等”。因此,一方面要贯彻“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追求“普及”,避免“垄断”;另一方面,也要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追求“个性”,防止“一刀切”或“格式化”。“因材施教”一词,虽出自近人郑观应(1842—1922)的《盛世危言》,但其真正的源头却在孔子。这里的“材”,其实也即是“人”。我以为,“因材施教”大概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因人施教”,一是“因时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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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因人施教”,是就人的差异而言的。孔子对于人性有非常深刻的洞察,认为人性虽然相近,但资质、根性或者说天分却有高下之分。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意思是: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形而上的高深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形而上的高深道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显然是把人分作上、中、下三等,也即所谓“三品论人”说。孔子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可见孔子是以“中人”自居的。但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下学而上达”,“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言下之意,只要拥有“中人”的资质,便能够“下学上达”,上达则为君子,下达则为小人。


这还是大体的分类,具体到每个人,还要根据其不同特点予以针对性的点拨。比如,不同弟子问同样的问题,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皆“问孝”,子贡、子路、司马牛皆“问君子”,颜回、仲弓、司马牛皆“问仁”,子路、子张、季康子皆“问政”,孔子的回答却大不一样,这便是“应机设教”,“问同答异”。再比如: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子路和冉有同为“政事科”之选,皆问“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却恰好相反。公西华大概得不到“标准答案”,十分困惑。而孔子的解释是:冉有懦退而不及,故勉之而使进;子路勇进而常过,故抑之而使退。可见,孔子对弟子了如指掌,故而才能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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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因时施教”,是就学生的年龄及学习程度而言。《礼记·学记》说:“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躐等”犹言“越级”,也即《论语》所谓“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学习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我们由“学不躐等”,自然可以推出“教不躐等”。同样一个学生,在受教的过程中,也有先后次第、深浅不同,故必须根据其不同的时段予以不同的教诲。比如,孔门弟子中,樊迟的天资不是很高,却喜欢发问,而且一问多发。他曾三次问仁,孔子的回答竟然都不同。依次如下: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樊迟第一次问仁,孔子答以“仁者先难而后获”,颇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之意;再问,告以“爱人”;三问,则以恭、敬、忠三义答之。盖樊迟长于行动而悟性稍逊,故孔子乃从最切实可行处启发之,皆教其从事上磨练,真可谓循循善诱之“方便法门”。前引列奥·施特劳斯说:“我们必须得出我们不能成为哲人的结论,我们也无法获得这种最高形式的教育”。[3]孔子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当时的一流人才,的确堪称“最高形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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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刘强:《论语新识》,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457页。

[2] [美]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3] [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前揭书,第6页。


(本文节选自刘强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之道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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